红包回扣没治？

　　偏要在沙漠上建一个绿洲，让医务人员合法地有尊严地获得物质利益

　　记：采访中，我听说，有一个福建来的心脏病人来医院作支架，在算计花销的时候，还把红包打入“预算”。为了省钱，他千里迢迢坐火车赶来。回去时，却发现不仅不用送红包，而且手术费也没有预先设想得那么多，于是喜滋滋地乘了飞机回家。红包、回扣是今年社会关注的热点，您能保证这些问题肯定不会出现在你们医院吗？

　　刘：我们医院没有纪检委，没有意见箱，没有“一票否决”，没有抓红包办公室，但你可以随便去问，患者拿着红包根本送不出去。红包回扣是体制使然，外国人怎么就没这个习惯呢？出院送一束鲜花就是最高奖赏。外国穷人和大夫之间也是该看病看病，该花钱花钱，怎么中国人就这样呢？把所有的负担都转嫁到患者身上，滥用卫生资源，起搏器有高价的，就不使低价的，支架有涂层的，就不使裸支架的……红包回扣像两座大山，压得病人苦不堪言。

　　记：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到了像你们这样的医院就好像有了免疫力，就能和红包回扣绝缘？

　　刘：第一，只有落后的生产力，没有落后的群众。院长、专家做手术都不拿，别人还敢拿吗？第二，我们是人才聘任制、流动制，他把自己的饭碗砸了，上我这儿干活，还想在这儿干坏事？不可以，没退路了，出来容易，再回到体制里就难了！我们是发现红包你就走人，不客气！第三，我坚信，来我院工作的人必须是有灵魂的。大家有这样一个共识：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都会有光明的前途，会实现自我，也就是我一再强调的让医务人员合法地有尊严地获得物质利益。这难道不比羞答答收红包，让人背后戳脊梁骨好吗？

　　不久前，我们刚刚给职工加过薪。我们强调，在廉洁行医的前提下，医生的收入应和其付出一致，应和其社会贡献一致。医院通过考核工作量与质的方法确定综合效益和奖金发放水准。在考核中重奖支出成本低，单病种收费低，平均住院日收费少的科室与医生，真正将医院－医生－患者的利益统一起来！

　　有无效仿的价值？

　　千千万万个“泰达”会成长，这是大势所趋

　　记：不管怎么说，你们是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案，可以轻装前进，但对于那些在老体制下负重前行的医院来说，改革是要伤筋动骨的，因此，你们所做的一切有没有被借鉴效仿的价值，中国土地上会不会出现第二个甚至更多的泰达心血管病医院？

　　刘：建立新体制和改造旧体制各有各的难处。医疗体制是改革中最后一个亟待攻破的“土围子”。大家都说难，但细想一下，当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容易吗，国企改革容易吗，科技体制改革容易吗，怎么到医疗体制改革就不行了呢？大家都在强调医疗的特殊性，改不好要死人，但事实上是越怕这个越死人，你不痛下决心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永远好不了，病人也永远看不好病！

　　旧事物往往表现在“量”上，而新的事物则表现在“质”上，你现在也许活得很滋润，你坐等病人，坑病人，病人无可奈何也得来送钱，但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会走向反面，我在兴，你在衰，体制不行了，就和计划经济一样注定要失败，换汤不换药都不行。体制不改，没有活路！

　　民营医院的振兴，外资医院的进入，像我这样新体制公立医院的出现和变革，三面夹击，老体制下运转的医院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所以，将来一定会有千千万万个泰达心血管病医院，这不是美好的幻想，这是大势所趋。

　　记者旁白：作为一名有宏观战略眼光的改革家和管理者，刘晓程院长是乐观而自信的。而对于那些断了自己后路投奔新体制而来的医院职工来说，这一年又在他们内心划过哪些痕迹呢？

　　感言：

　　孔祥荣（心脏外科主任）：这一年基本上是按照医院年初的设计和预想展开。医院没有怎么做广告，接近1/3的外科患者是住院的患者口口相传介绍过来的。现在每天病人都在逐步增加，一天最多要做到6台手术。

　　这一年，体制的优势在各方面都渐渐显露出来，举个例子，有一位搞综合ICU的专家，在业内地位很高，当初也是作为重点人才被引进的，但工作中却发现这个专家对于心脏监护很不在行，由于监护质量关乎患者生命安全，院长果断地运用灵活的人才机制将之辞退。而这在老体制医院是很难做到的。医院刚刚上路，尽管管理机制还没有完全系统化，各部门的协调配合还有待完善，但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林文华（心内科副主 任医师）：在这里工作，最突出的感受是：一、人际关系简单而健康；二、你不能坑病人，否则悬在头上的魔杖就会随时掉下来惩罚你。还有，医院为患者着想是有基本条件和管理制度做保证的。比如，我原来所在的医院进出导管室很随便，无菌条件差，而这里的导管室设计和外科手术室一样，管理严格，进出导管室要换两次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患者做介入后可以不再使用抗菌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