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飞50掰诗》

《也学刻舟》（原作）

作者：李云

 

《也学刻舟》（原作）

作者：李云

 

我不过就是那位远古的痴者

相信流水不走，船儿不动

遗失的剑影能撞破江水

飞去就会飞回

刻舟求剑

 

此时，潭水之上   我也刻舟

仅求   落水的一袭白衫之白或太白之白

和一首短诗之短或时光之短

能浮升水雾之上    如果

 

可以，坠入潭底的酒盅

青瓷之脆响和豪放爽朗笑声

都返回江面  或  容我纵身一跃

 

为你们

温酒、研墨、铺纸或摇舟

搀扶你们上船下船

企盼刻在时光之楣

 

深浅不一

踏歌     酒旗

 

江水倒流，故人才能如新

酒壶返热，皖南山水真好

 

刻舟之求如此纯粹

 

李云，安徽省作家协会秘书长，《诗歌月刊》主编，中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学员。曾有小说、诗歌、散文在《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诗刊》、《小说月报原创版》、《作品》、《诗选刊》、《星星》、《江南》、《绿风》、《草堂》、《北京文学》、《雨花》《小说林》、《中国诗歌》、《长江文艺 . 好小说》、《大家》、《作品与争鸣》等刊物刊发并选载。有作品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征文获奖并入选多种年鉴和选本，被评为2019年度封面新闻“名人堂”全国十大诗人，中篇小说《大鱼在淮》获安徽省政府文学奖，出版诗集《水路》《一切皆由悲喜》，发表电影剧本《山鹰高飞》(安徽省委宣传部扶持项目)《第六号银像》(院线电影)等，出版长篇小说《大通风云》、长篇报告文学《一条大河波浪宽》(与他人合作)。

 

李云先生说，我爱诗、写诗最根本的目的是用诗来洗濯尘世给予我的灰垢，保持思想维度和精神向度的纯正和清洁，我写诗的另一点“私心”，就是让自己摆脱焦虑，在社会快速转型期里，现代人的焦虑如何排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逃狱”秘笈，而我只能用诗来加持和助予，借助诗的小径，走出混沌和荒芜，走向澄明和纯净。

李云这番话，为解读此诗提供了钥匙。

李云先生是多文本作家，有一天我从他的朋友圈中，看见他作为编剧的院线电影《六号银像》已拍，七月将在全国公映，吓了我一跳，说明他文本贯通和纵横的能力不一般。从地理位置看，安徽挨着湖北，我当记者的时候，采访湖北黄梅县的的龙港湖，其一湖跨两省，居然有一半在安徽。行走在安徽省宿松县的某一条街上，其一边为湖北人，一边为安徽人，雨中共一个屋檐，聚会共一个广场，互为两省却只有一街之隔，多年互通婚姻，相互帮衬，其乐融融。我说此话的意思是说，李云先生笔下所写、文本的视域和故土的风物，大体上与湖北是相近的，是我可以充分感知的，且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我不过就是那位远古的痴者

相信流水不走，船儿不动

遗失的剑影能撞破江水

飞去就会飞回

刻舟求剑

 

 

我喜欢这开始的语调，诗句像雨点一样，似乎是不经意落下的。“我不过”，还有接下来的“如果可以”，不仅是一种好的切入方式，也是一种好的态度，透着谦卑和某种自不量力的味道，这是好诗人的一种言说姿态。好诗人的语调，都是不自信的，绝对不会武断。夏汉先生说：写诗要跟自己的身份相符合，因为诗人的身份认定通常都是普通乃至于是卑微的。“唯其低到尘埃，方可见其高贵与伟大。”

近三年我的阅读量剧增，现代汉语诗歌读了差不多一万首以上。据我观察，在好诗人那里，这些诸如“不过”“不敢”“如果可以”“大概”“也许”“可能”“几乎”“应该”等等，这些表示不确定性的程度副词，他们经常使用。我来试举几例。

 

现在我想把它看成是一个老人的日出

如果可以

这花这草这亮晶晶的水就是我的

这一座天空也是我的

——傅天琳《日出》

 

现在，乡亲们走了

也许永远不再回来

我们谁是骨头，谁是肉

我们在岁月的噬咬下

骨肉分离后，有谁能留下来

听听我的骨头用方言搭几句家常

——卢卫平《骨头》

 

你看到那棵向日葵了吗

你应该走近它

你走近它便会发现

它脚下的那片泥土

每抓起一把

都一定会攥出血来

 ——西川《阳光中的向日葵》

 

我曾经躲闪，

顾左右而言他，不敢说出

我的前身

——大解《夸父》

 

不胜枚举。

刻舟求剑的故事不是一个新故事，如何在这样的古老题材中出新是留给诗人的难题。“我不过就是那位远古的痴人/相信流水不走，船儿不动/遗失的剑影能撞破江水/飞去就会飞回”，诗人首先与那位迂腐的“刻舟”者进行了对位，“我不过是”——一上场就表明态度，将两者的角色拢合——这显然是有意的，我以为是放低身段，先抑后扬。这几行虽然在叙说古老的故事，却有刀光剑影在江水飞走，把一个静止的故事写出了动感，，并且此剑“飞去又飞回”，在空中完成过程——仿佛那把失落在江底的剑，透过古老的时间穿越而来，在我面前露出寒光。诗人此节展示了某种凌厉和力度——一个雄健的起笔！

 

此时，潭水之上   我也刻舟

仅求   落水的一袭白衫之白或太白之白

和一首短诗之短或时光之短

能浮升水雾之上    如果

 

 

　还是有必要把这个典故简要叙述一下：战国时期有个楚国人坐船渡江的时候，在江中心不小心将携带的一把宝剑滑落江中，船上的人对此感到非常惋惜，但那楚人马上掏出一把小刀，在宝剑落水的地方——船舷上刻上个记号。船靠岸后，那楚人立即在船上刻有记号的地方下水，还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宝剑不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吗?我还在这里刻上了记号，现在怎么会找不到呢?”

前文说过，我与那个“刻舟”之人同为一体，刻板而又固执，但我以为这里的自嘲，其实是自己的某种信念的执着与坚守，也许在别人的眼里，我那么迂腐，不融于世，为了心中的执念，孜孜以求。此时诗歌已生发出一种个人气质，倔强，不甘入流的决绝，坚持与自守。但诗人依然是低调的，自嘲式的，仿佛一直在数落自己的这种毛病。我以为，愈是此，读者愈是在情感中被聪明的诗人拉进了自己的怀抱。马丽。奥利弗说，诗歌是一场隐秘的冒险，这场冒险“不是无意识、也不是潜意识，而是谨慎”。诗人一直保持着谨慎谦逊的语调。“仅求/落水的一袭白衫之白或太白之白/和一首短诗之短或时光之短”，其“白衫之白：与”太白之白“各有所指，其“短诗之短”与“时光之短”也各有所属。前者当为读书人，或有素洁高贵之意；后者当为诗仙太白。“两白”聚合，更见其“白”。此处当有知识分子和诗人的某种身份认定，并有“元诗”的味道。“潭水之上”可能也离开河边，成为某种虚化的精神之河；“能浮升水雾之上”，则是某种境界的上升，在表达一种超拔的理想。

 

可以，坠入潭底的酒盅

青瓷之脆响和豪放爽朗笑声

都返回江面  或  容我纵身一跃

 

为你们

温酒、研墨、铺纸或摇舟

搀扶你们上船下船

企盼刻在时光之楣

 

 

显然，“如果”和“可以”的有意分开，是为了上下的衔接和贯通，也增长了文本的张力。某种欢聚的场面，或是放纵，放舟一叶，浅酌低唱或豪迈畅怀，任“坠入潭底的酒盅/青瓷之脆响和豪放爽朗笑声/都返回江面”，动感十足，仿佛听到小船上的对酒当歌，怡然自得，诗人忍不住“纵身一跃”介入其中，但依然是谦卑的，或者说更加谦卑，似乎当起了服务生，“为你们/温酒、研墨、铺纸或摇舟/搀扶你们上船下船”。清风明月，渡口小船，高朋美酒——这样的场景更是一种心灵的归依或向往。此处，那个古老的典故，已经生发出新意，那个刻板迂腐的书生，早已脱胎换骨，蜕变成风雅高洁之士，成为某种精神的象征。此处不仅体现了语言的再生性，而且也具有饱满的思想筋骨。

 

深浅不一

踏歌     酒旗

 

江水倒流，故人才能如新

酒壶返热，皖南山水真好

 

刻舟之求如此纯粹

 

 

 

最后一节，我注意到“江水倒流，故人才能如新”，可能是本诗的精神之核。这一句相当精彩。刻舟之人之所以可笑，是因为他以为江水不会流动，所以才刻下记号。“江水倒流”，有时间的回溯与跨越之感，此处已完全是虚写，故人如新，不仅是“故人”，其所指更加延展——所有的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的，流水常流才能常新，要洗刷的东西很多——那些陈腐的、刻板的认知，保守的已见，小我的格局，是该彻底抛弃了！

     本诗此读，也许并没有穷尽其义，我以为它其实深有内涵——当下社会多浮躁之人，每个人高看自己是本能，但固守已见，抱残守缺，没有学习、修正、包容之格局与胸怀，于社会、于生活、于朋友、于家人，均怀戚戚之心，患得患失，以小我之见，拘小我之规，行小我之为。其结果终将是与人不合，与社会不合，与自然不合，与上帝不合，被时代的滚滚车轮碾压。

不可否认：当下很多人在生活和工作中都在为心中的某个梦想“刻舟求剑”，是良剑还是邪剑，每个人心中自知——可以凭君自舞，或引剑自宫，但请不要伤害他人！       

 

                                    2022、4、6

 

李云说——

    拙作《也说刻舟》是我五年前在桃花潭写的一组诗中的一首，发出后不少人说这诗切入新，戏剧化展开好。其实，我满意的是诗中的现代性和传统文化的有机绾接，而形成的一种新古典主义的抒情。这是我的一个诗试验，成败如何凭读者诸君说。易飞先生提到的诗人写作的低调，我十分赞同，我一直认为诗歌写作的过程是诗人情感倾述的过程，它不是大声的演讲和辩论，不是工作的报告和工作的汇报，它的语调形态特征应该轻声细语的，它的表达形态一定应该是谦逊的，人一旦谦恭，一定会言行低调和礼让。我知道自己浮躁使然，没有做好。还得克己复礼。还有在古往今来圣贤大儒面前，我真得甘心愿为他们研墨铺纸洗笔。

 

易飞说——

 

   李云先生的补充，使我们对文本和诗人都有了更新的认知。我以为现代汉语诗歌发展的两大基石，一是中国古典文学呈现的文化高地，二是西方现代诗歌的介入。由于受到语言、文化和地域的局限，中国古典文学更能彰显文化的深度，更能彰显本民族的情怀和诗性，更有接收感和亲近性。后者则因语言、文化、翻译等诸多影响，丢失了大部分诗性，我的阅读有限，但实在难以看到理想的诗歌译本。我甚至怀疑，某些外国诗人写出的诗，如果真如译者翻译的那样，实在是难以激起我的阅读兴趣和欲望，仿佛电视按错的频道——完全不搭。所以，李云先生“现代性和传统文化的有机绾接”，继而探索一种新古典主义，我以为大有必要，并且有诸多有理想的诗人长期追寻的价值。

此为一已之陋见，诸位不必较真，外国大诗人的宏阔视野、自由精神与文本创新，我也经常学习，但译者的诗学修养和中西方文化对接的能力，我以为相当重要。

易飞，当代作家、诗人、评论家。中国作协会员，高级编辑。著有小说、诗歌、评论等十余部300余万字。诗作散见于《诗刊》《扬子江诗刊》《草堂》《诗潮》《诗歌月刊》《北京文学》等。获非主流文学奖若干。“次要诗人“”平台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