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约评论：贾也（贾建根）文

北大学工部查晶提出的学业会商制度，诚如周其凤校长所言，初衷是好的，上对得起学校，想干实事出实效，帮助学校提高教育质量；下对得起学生，想“早关怀，早指导”帮助学生克服困难，渡过难关。

小查同志并不是神秘的人物，30多岁，谈不上有色相资本，应该是属于敢做敢为的年轻干部，推行学业会商制度目的想建立学校与学生良性互动的关系。凭心而论，此举并不是做瞎事。周校长能理解她，并支持她，甚至为她叫屈。周校长很厚道，没有推卸责任说小查同志是临时工代表不了北大，更没有落井下石开除小查同志以泄天下舆论的汹汹口水，这就难能可贵了。应该说，周校长具备了北大校长的应有的素养——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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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业会商制度推行者——查晶

北大学业会商制度，何以引来轩然大波？一则北大不是一般的大学，泰山北斗，众目睽睽，可以说是中国大学的一面旗帜，所以校方一有动作，就会引来无数人深度围观；二则会商制度本身有问题，存在不少漏洞，有漏洞就有被人钻空子的风险，有钻空子的风险就有产生潜规则的可能；三则会商对象定位有偏失，带来借会商学业之名行“压制”学生之实的嫌疑，起不到学校学生两者良性互动，反到恶化关系。

现在，社会是越来越复杂，你明明怀着善意做好事，还有人会怀疑你不怀好意，别有企图。怪谁呢，怪社会？怪吧，毕竟道貌岸然、口是心非的人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群体现象。但是，也不能把责任全推给社会。为什么呢？因为听到质疑之声并不是件坏事，一个没有质疑之声的社会更可怕！

学业会商制度作为北大教育质量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推进相当谨慎，并没有拍脑上马，而是先在北大医学部和元培学院进行试点，然后再考虑推而广之，这个推进思路无可厚非。让人非议是会商的“重点学生”，主要是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的十类学生。凑出的“十类”带来小查同志的麻烦，也暴露了学校的功利，让人们看到一根强权的老筋：推行学业会商制度，为服务学生只是形式或托辞，为方便学校管理才是根本。

人一旦过于功利，就会犯错，社会也一样。想想王安石变法，变法初衷很好，就是想改变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但是结果适得其反，现状没改变，反倒加速北宋的灭亡。历史经验如此，社会现实也如此。比如我们的房改，房改的初衷是让老百姓住得上房、能住好房，但是结果呢？地方政府、银行、开发商结成了“铁三角”联合起来将黑手一致伸向了老百姓的口袋，以致老百姓想通过“勤劳致富，诚实劳动”购90方的房子成为天方夜谭。房改如此，医改、教改等各式改革都意外地如此收尾？如果都认真反思，估计反思不过来了！其实，任何改革，如果初衷好而结果与愿相违或试点好而普及一团糟，那么也只能归之于失败。失败的症结不难揭示，就是操作程序有漏洞而被某些操作人员利用了。

此次北大学业会商制度规定的会商对象，如果因学籍异动，无法在本校完成学业；因网络成瘾或罹患重大疾病，无法正常学习，学校主动与学生进行学业会商，那倒无可厚非，但也要注重程序，至于其它如思想偏激、经济贫因、生活独立、就业困难者列入重点会商对象，就耐人寻味了，为什么呢，姑且听我分析：

首先思想偏激者。偏不偏激，是一个主观判断，而非客观标准。小查同志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专访中谈到：“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这就给人理解为批评食堂涨价两毛就是属于‘思想偏激’的行为。因为小查同志的身份是学工部领导，主要工作是管理学生，所以对思想偏激者进行所谓的学业会商就变成“压制对学校的批评、压制独立思想”的伎俩。如此粗暴的会商自然与“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背道而驰，如果蔡元培地下有知，一定欲哭无泪，一声感慨：“神马都是浮云，学工部最强大！”将学业与思想偏激挂钩起来，笔者是坚决反对的。我认为：偏激之偏，如剑走偏锋，不失为破旧立新的一种方法；偏激之激，能激浊扬清，恰是一种社会良知。只要偏激的思想，不违反人类精神、不触犯社会法律，我们何不多一份宽容之心，何不让学校里多一点自由的空气？

其次经济贫困者。人穷志不穷，会商制度怎能将经济贫困者捆绑进重点对象之中，难道贫困与学业成正比例关系不成？这就匪夷所思了啊！如果是借会商之名，行学校关怀、爱护之实，比如给予贫困生适当的学费减免政策，比如发放为他们争取来的社会赞助金，再比如帮他们寻找一对一施助对象等等，那是功德无量的事，应该大力鼓励！怕就怕学工部这个学校衙门前去会商的不是学业而是学费，是向贫困生宣贯社会的“丛林法则”：你是“穷二代”、“农二代”，必须接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现实，既然学费都交不上，何必来读书，学校又不是慈善机构，你这不是给学校添堵、给父母增压？还不如知趣点，哪里来就到哪里去！

再次生活独立者。这奇了怪，荒唐了！生活独立有什么不好？有识之士认为：只有生活独立，才会独立思考；只有生活独立，才会有独立的人格。北大作为中国大学的旗帜，有着近百年“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怎么如今竟堕落到此种田地，将生活独立也列入学业会商的对象！生活独立，何罪之有？难道北大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无法独立起来，成为经济上的啃老族、精神上的阉人党？如此北大，还是那个国人共同景仰的思想家园吗？在笔者看来，学校培养社会有用之才，就是要培养出有独立人格、能独挡一面、承担社会责任的人。

最后，就业困难者。这就莫名奇妙了啊，就业困难为什么要学业会商？如果学校借学业会商之名，帮忙学生解决就业问题，那倒也罢；但是借学业会商之名，行制造“被就业”为实，那还是叫停吧。因为如此一来，学校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就业与毕业直接挂钩，导致更多学校潜规则发生。

本人素不以君子自居，也没有在君子肚中充当蛔虫的经历，所以只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今这社会，教师的品格也高尚不到哪里去。如果这个学业会商制度全面推行，不保某些人借会商之名，行报复或勒索之实：或恐吓，如某个崇尚自由对学校不合作的学生，有人借思想偏激或生活独立之名请来会商，以学业为要挟，要他保证不再给学校添堵制烦；或旁敲，如有个世界500强企业来学校招聘，有人借就业困难之名进行会商，说企业要校方推荐，名额有限，推荐谁就要看谁表现了？表现表现，言下之意就是看现金表的心意了……

因此，评定北大这个学业会商制度，其实可以催生出大量学校潜规则。为什么潜规则会盛行？就是因为我们立规则时，想得很美，但是进入正式运作状态，就走样了，美不起来，甚至被人利用，开始失灵变丑陋！

学生一旦进入了某个学校，他的一生就会烙下这个学校的印记。北大此次会商的是学生的学业，其实如果要使学校和学生建立良好的的互动，比会商学业更重要的是会商学校的教育方法和管理方式。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可以请在校的和已毕业的学生，也可以请一批教育专家前来共同会商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俗话说有怎样的国家就有怎样的人民，同理有怎样的学校就有怎样的学生。学校提高了自身教学质量、提高了教师素养，环境的影响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想，这样的学校是不会出太多的问题学生的。

如果北大校方能够抛下架子，有兼听姿态，也许不会诞生以思想偏激、生活独立作重点会商对象的学业会商制度！如果北大这座大学中的百年老字号，敞开胸怀，与社会会商一下培养怎样的社会有用之才，那就更与时俱进了。

如果这样，我会提出以下意见：北大如果培养不出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学生来，那么至少也要培养出说真话、做真事，能动真格的学生来。毕竟将来会有更多的社会管理人员从大学校园里走出，总不至于走出来更多药家鑫、马家爵之流，更多贪官污吏的后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