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友送过我三条鱼，很特殊的鱼，只能存活在清水里，水质稍差，就疯，会用头撞击玻璃缸的四壁。如果不及时去换水，它们会一直撞下去，直到头破血流而死才罢休。

那时，我隔壁王家有个孩子，很想和我这个胡子拉碴、魂不守舍的人说上几句。他不时地对我说起喜欢这种鱼，并问我这鱼的名称。

我也说不出它们是什么鱼。笔友说过，这鱼也是别人送的，但是那人没有送给他鱼的名称。于是，我就叫它们香蕉鱼。这是美国作家塞林格的一个短篇《香蕉鱼的好日子》里主人公格拉斯·西摩对一种鱼的称呼。

我很喜欢这个短篇，读了好几遍了，内心被其中的一些东西震撼。不过，我不鼓励那些心灵脆弱的人去读它，并读出其中寓意。它很悲观，悲恻得凄美，是我独钟的美。主人公格拉斯·西摩内心脆弱、善良、纯真，童心不逝，却被世人定性精神分裂，最后选择了安静地自杀。死去之前，他和一个小女孩在玩得很开心，并说起了这种鱼。其实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香蕉鱼，只是这一天他与小女孩玩得很开心，只觉得自己也像一条鱼，自由自在，默默地游出了世界，这大概是这条“香蕉鱼”快乐吧！他回到旅馆，为了不惊动自己深爱的恋人，便用布包着枪，悄然饮弹。

就这么一个故事简单得怪异，我总觉得这个短篇有着凄恻美。所以也愿意将这鱼叫香蕉鱼。

后来，我因坚持说出事件的真相与杂志编辑不睦，就决定到上海去讨份生活。

我习惯于单身，人来人去不用牵挂的。可现在不同，眼前的鱼怎么办，我总不能弃之不顾吧？哎，人这种东西，真是说不清，说他喜新厌旧也是，说日久生情也可以。

鱼,鱼啊鱼，香蕉鱼。

恰在这时，王家孩子出现在我面前。

我问他是不是喜欢鱼。

他却又问我，叔叔，你为什么叫它们香蕉鱼？

我不想把那篇小说介绍给他，而是说，它们让我想起以往的日子。我小的时候，那时水清极了，我的心也很清纯，经常一个人把脚放在水里，在水里划呀划的，不知不觉感觉到脚变成了鱼，鱼儿也误以为是鱼，在我脚边游起来。我那时的脚大概就是香蕉鱼吧？可是，这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我说着，脸部有一种无法掩饰的痛楚。他看着我，仿佛对我的异常的内心世界非常神往。

他说，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香蕉鱼了。

我说，叔叔把鱼送给你，你能不能照料好？

他说，半是认真半玩笑地说，人在鱼在！

就这样，我去了上海，大老远地到了一个陌生的大城市。本来，我还是想到一家杂志社去问问要不要我这样的“边缘人”。但是，我已经明白在文人圈里，生活不是让人满意的，我宁可靠其他的能力糊口，再也不想折腾内心世界。我向几个朋友谈起弃文从商的念头，几个在上海工作的朋友一合议，愿意帮我，便给我筹了笔款子，开了家有滋有味的蓝狐酒吧。

开始的日子极为清苦，但想想过了一天，第二天总是新的，迎来的是一批新顾客。他们来来去去，像流水一样，有人说的是酒语，有人说的是真话，让人觉得不是一种死气沉沉的假模假式的生活。

我的心情从此开始明朗，忘记过去为挤出一篇不能发表的小说熬上几十个日日夜夜、抽掉所有积蓄的烟的日子。那时的心情很不通畅，我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把大半个青春虚掷。如今变了，更大的变化的是身边有了个小家庭。总之，我不再像迷惘、无可适从。

后来，那个送我鱼的笔友——自封为长三角文学自由联合会主席——也来了上海。

一天，他突然找上我，说要在蓝狐酒吧辟个空间定期开文学沙龙。

出于当年激情的“祭”——文学梦的“祭”——我答应提供空间，但是同时宣布现在我与文学绝缘。

他说可以的，那么这个沙龙叫什么呢？还是叫蓝狐？

我说，就叫香蕉鱼吧！

他说，那不好，不行！

我惊讶地看着他。

他说，你的香蕉鱼——送给王家那个孩子的鱼——是不祥的赠品。在你手里的时候，你那时有多背运！去年王家那个孩子淹死了，谁也说不清。他才18岁，会写几首好诗，很有才气，他还来见过我，拿出他写的诗给我看，我很感动，一段时间很想为他出个诗集。

我说，这又与香蕉鱼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他继续说，他死的时候身边有几条鱼，就是我送给你的，你送他的那几条鱼，白肚子朝天，也死了。我记得他一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最后，我也摆脱不了/这样轮回的宿命/像一条鱼一样/沉默地死去，在水里/或者在人们眼皮底下的餐盘。

我听了，内心震动，但不失沉稳地说，那就应该叫香蕉鱼，非香蕉鱼不可，不行的话，那么你就不要来找我。

他没说话，可后来答应了下来。

他们一群人就这样走在了一起，说着文学。而我在一边看着，笑着。

我在笑着自己。

最后我想说，我爱着酒，爱着生活，偶尔也为了这个以前的故事表示遗憾——毕竟我导演了少年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