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照在废弃的铁路工房上（小说）
刘福新
（一）
盛夏。熙来攘往的市场上。突然，一个捡拾菜叶子的熟面孔甩进了我的视线中，那不是农村老家后邻的侄媳妇吗？她怎么跑到离家二十多里的县城来做这营生呢？我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就悄悄转了过去，再定睛一看，不是她又是谁呢？
按辈份，她得称呼我大叔，当然了，是那种早就出了五服的远房大叔。在我的眼里，她是俺老家有名的俊媳妇。她举行婚礼的那一天，不仅仅对我——恐怕对全村老少爷们都有着抹不掉的印象……
清楚记得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早春的一天，是“三年经济困难”还没有根本恢复的年月。俺村干支部书记的是一个复员军人，他的性格很张扬，或许是为了扩大俺村的影响，更有可能是为了扩大他自己的影响吧，他极力推行婚事大操大办，弄得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的。后邻的哥哥当时干着保管员，后邻的二侄子当时干着团支书，从经济和政治优势上看，他家确实占全了，所以，轰轰烈烈地举行婚礼就从他家开始了。
婚礼十分排场，全村有头有脸的人物齐上阵，这在俺村极有可能是亘古未有的民间盛事吧？
婚礼那天，租了两乘轿子，蓝轿坐新郎，红轿载新娘。请了一个戏班子，还请了一个奏乐班子，这两个班子大约一个是本县北边寿光县的，另一个是黄河口利津县（也可能是广饶县的，记不大清了）的，用庄户人的话就是“嘁哩嚓啦”的“凑档子”。当缠着红布条的六支大喇叭和六支小喇叭进村时，喇叭手竞相献出自己的技艺，如果谁的喇叭吹奏的又响亮又动听，主家预先安排好的人就给谁的喇叭上贴红纸条，贴红纸条的人一边贴一边高声喊“赏现金一元”或者“再赏喜钱二元”……而最能激发喇叭手积极性的是：“第X号大喇叭犒赏瓜干一斤！”并把那最后两个字“瓜干”拖得老长老长的。受到犒赏的喇叭手必定两眼闪闪发光，更卖力气了。为什么一斤地瓜干会产生这么大效应？皆因为一斤瓜干当时在人们眼中的分量是不亚于今天赏一块29英寸大彩电的啊！也许如今的青年人不明白内中的原因，过来人都是深有体会的。那时候，我那老家经济开始好转了，可那些居住海边的人正处在饥饿的边缘，他们到俺那里逃荒时，谁家肯出10斤瓜干，就能够把个嫩生生的姑娘领到家里做媳妇呢！你说把这一斤瓜干赏给了某个人，这个人的眼睛怎么不闪闪放光呢？
婚礼连续进行了两白两黑，直到新媳妇第三日回门为止。记得那两天晚上，村里就像过大年——不，比过大年还热闹！特别是由戏班子和吹手班子的联合演出，把人们乐得不得了。我那时小学还未毕业，正是贪玩的时候，一听到后邻有动静，立马便像箭一样地窜了出去，跟着戏班子和吹手班子屁颠屁颠地转个不停。有一天晚上他们演滑稽戏，直到今天，那些既口语化又媚俗化的戏词还牢牢记着呢。譬如演两个亲家打嘴官司，一个敲另一个的家门，进门便说：“好啊，鸟（土音diào）亲家！”另一人说：“亲家你鸟好！”底下的对话更不堪入耳，可大家看得听得津津有味，因为那时候诸如此类的娱乐活动真是太少了……
那年，二侄子和他媳妇都刚刚十八岁，二侄子长得一表人才，干着村里的团支部书记；二侄子媳妇像一朵鲜花，在娘家唱过吕剧，人称“小花旦”。这样般配的婚姻哪个青年男女不羡慕得要死呢？所以他家里那几天格外忙碌，人来人往，把后邻有些天生古怪的老嫂子弄得老撅着嘴。可青年人不理睬她那一套，照常到她家里嬉笑玩耍，直弄得太阳不落山，麻雀唧唧欢，月亮挂高天，星星眨巴眼。
二侄子媳妇说话慢言慢语的，就像是演吕剧说台词一般。二侄子媳妇走路轻轻悄悄的，就好似婚礼那天下了花轿让伴娘搀扶着过门一样。二侄子媳妇眼睛透透亮亮的，就宛如一湾清清的潭水。每逢见了背着书包回家的我，总免不了一句“大叔，上学去？”或者“大叔，放学了？”叫得我很不好意思。她比我大着整整七岁，一口一个“大叔”，还把我当作我们胡同里像模像样的人物对待，我可不领情；我恨不得她也像对同辈大人那样地与我说话，让我也享受一下她的温柔。但这只是我心里的话，不好意思说出口的。
二哥家的后园很大，是俺村唯一的宅子与园子连在一起的。他们家的正房中间有扇后门，直通着后面的园子。园子里有棵又高又大的杏树，熟得早，人称“麦黄杏”，又因为果实虽甜却很小的缘故，大人们都叫它“羊屎蛋子杏”。我那时对这样的称呼很反感，总认为别人是由于嫉妒而胡起的名，我顽强地认为这是侮辱了俏丽的二侄子媳妇，而在以前我对这杏的名字是没有丝毫感觉的，也许我的潜意识里有着幼稚的想入非非吧？也许我的潜意识里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悠悠思绪吧？也许我为二侄子媳妇的大方好客而深深感动了吧？也许在我的脑海里有种对女性的好奇吧？
那年的春夏之交，她家的“麦黄杏”快熟了的时候，家里大人让我去她家借一件家具，我去后，二侄媳妇把我领到后园，摸起一根长长的竹竿噼里啪啦一阵猛打，地上立时落满了青里透黄的杏。她把我的口袋撑开，往里一把一把地装，两个口袋都快漾出来了，直心疼得她婆婆——我那吝啬的老嫂子掘着猪一样的嘴巴，眼珠都快鼓出来了。说真的，在以前，她家的杏街坊邻居没有一个尝上新鲜的，自从侄子媳妇进了门后，门风大变，大家都念叨着这新媳妇的好处呢。
这媳妇不仅很开朗很大方，还很孝敬公婆，对她那受尽虐待的大伯头子（我们老家习俗，出了嫁的女人称呼自己丈夫的哥哥为“俺大伯头子”，但守着不能叫）也很体贴。她的大伯头子叫她婆婆后娘，是她公公前妻的儿子，让继母折磨得够戗。自从这媳妇进了门，处境有了较好地改变。这一手很吸引人的眼球，把村里小青年和老妈妈们馋得直流口水。当然了，小青年主要馋她的才貌，老妈妈们则主要馋她的德行。
有她那当保管员的公爹在世时，她家的日子也让人馋得眼红。这个，凡是在农村长大的人心里都明白，古语说“大旱三年饿不死厨子”，何况保管员掌握着村里财物大权呢！她为丈夫生了两个大胖小子，为她那让人羡慕的家庭延续着香火。只可惜，她没有生女儿。这话怎么说呢？尽管村里有人抢死抢活非要生男孩不可，尽管有人东躲西藏逃避计划生育，但后来却逐渐觉察到，只有男孩的家庭就像驴屎蛋子外面光，到头来，苦的是老人。这不仅是政府提倡的结果，更是社会嬗变的结果。在农村：经济上，谁有力气谁挣钱，谁能挣钱谁有权，不论是谁，一旦进入了老年，便失去了为社会为家庭冲锋陷阵的本钱，就连农村的土政策都是儿子大了可以批宅基地，老年人没耍。这样，老人的居住条件没有保证，甚至可以说老人被剥夺了居住权，只有栖息在儿子家里，成了地地道道的被统治者，老人的政治地位无可辩驳地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在当今社会，儿子和儿媳都孝顺的十不之一。而如今的女子由于从来未学妇道，也就根本用不着遵循什么妇德，演变的结果是，年轻女人的脾气越来越大，品德越来越差，私心越来越重，虐待公婆的花招越来越多，老人的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劣。这样的恶性循环正在炎黄大地上瘟疫般地传染开来，难怪睿哲之士惊呼：中国的伦理观念已经破坏殆尽！伦理道德的‘悖论’大有铺天盖地横扫神州之势！
与同社会潮流一样，二侄媳妇只有儿子，早就潜伏了人生的大不幸，她已经将自己的命运彻底毁了……但毁了自己命运的又何止千千万万，到底谁之过？
（二）
她显然也在人群中瞥到了我。她那木然的觳觫的眼神，让我大吃一惊，实在是反差太大了，在我记忆中的那个大方、开朗、快活、幸福的媳妇一下子变得不可思议。
“大叔，出来买菜啊，俺大婶可好呀？”
“啊。”我发出的声音连我自己也很难听到。
“二侄呢，他还好吗？”我不知道怎么的，没有叫她丈夫的大名，而是用了我从未有过的客气称呼。也许多年不曾见面，到底是感情生疏了呢，还是岁月在我们老邻居之间筑上了一层隔膜呢？曾几何时，这个令全村男女老少刮目相看的俊俏媳妇多么流光溢彩啊，可现在……
她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着，一下，两下，三下……，弥漫着忧愁与悲伤的情绪。我们都在很长的时间里呆呆地站着，不知道再说点什么才好。只见她偶尔瞥一眼捡拾到的烂菜叶，眼睛羞得红红的，像一个被捉住了的小偷被游街示众恰恰碰上了熟人似的。
我终于没敢再问。因为我分明觉察到她的思想好象是围绕着一个带尴尬性的实质问题躲躲闪闪地兜圈子。很明显，她怕我问她“你们老两口现在干什么？”
临别，她低声对我说：“我和他爷（我们老家称呼父亲叫“爷”，而不叫爸爸和爹。而妇女对着别人称呼自己的丈夫为“他爷”）搬到城里来了，就住在车站那儿。”那粘着白屎的眼角里透出浓浓的怅惘。
回家后，我与老伴谈起此事。
（删除一大段）
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这事儿也就渐渐淡忘了。
初冬的一个下午，逗人喜欢的阳光大大方方地飘洒到人间。为了满足小孙子看火车的欲望，与老伴一起从幼儿园接了孙子往火车站方向走去。
在铁路南侧一块干净的高坡上，我们停了脚，准备着火车开来时，欣赏小孙子欢呼雀跃的那一刻。不大一会儿，小孙子顽皮地向铁轨方向扔出一块小石子，老伴不断吓唬着阻止着。在石子飞行抛物线的终点处，一位老妇朝我们走来。
“啊！”我和老伴不约而同地喊出了声。这不是老家后邻二侄媳妇吗？
她也从坡底下的铁轨旁看到了我们。
她的手和脸，都僵住了。
“我和他爷在那间屋里住……”她的喉咙有些嘶哑，很艰难地抬起胳膊指了指铁轨中间的一间残破工房。
“真没脸见您们，我和他爷偎在那间破屋里，让大叔大婶笑话了！”她不敢正眼对着我们。
铁路正中有一间没有门扇也没有窗户玻璃的早就废弃了的工房，，不知何年何月盖的，可能是铁路没扩建时的产物吧，可能是原来扳道岔的工人避雨遮阳的地方吧？但，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承受着东来西往的列车的轰鸣和震动，就像孤立于惊涛骇浪中的一艘小船，而他们——我老家的二侄子和侄子媳妇却把它当成了栖息之处，看起来，凡是一草一木都有它的用处哪！可眼下的事实是，这间早就废弃的破工房不定哪天就要拆除，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老两口又要飘零到什么地方？所以，我还是朝着这间工房定定地看了一眼，心里真诚地向它表示感谢，感谢它接纳了老家的后邻两口子……
一列青岛至徐州的客车轰轰隆隆驶了过来，眼见那座小小的平房被震得索索地抖。
小孙子自顾自地伸出手指喊着车厢的节数……
既然到了侄媳妇住的地方，我决定去看望一下老家后邻的二侄子，他们虽然按辈份叫我大叔，可他们比我大着整整七岁，可谓“老侄少叔”，哪有不看之理？
跨过了两处轨道，我们的说话声当然传进了小小的平房，因为小平房门口只垂着一张稻草帘子。
打开稻草帘子的瞬间，二侄子还是吃了一惊，眼神有点儿犹豫，短暂的尴尬之后，重新与我的视线重叠和对接。
“嗯哪，是大叔大婶啊！快请进。”
他，有个同父异母哥哥，乳名叫“楼”，自从他呱呱落地，他哥哥就被呼为“大楼”，他虽然自己有乳名，可村里人贪图省事，干脆就叫他“小楼”了。当然了，“大楼”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坎坷的痛苦的，而他“小楼”的童年和少年乃至青年都是顺利的幸福的。可现在的大楼与他翻了个个儿，老天可真会捉弄人啊！
他穿着一件露出白棉絮的破棉袄，吸溜着鼻涕，道道黑灰嵌进皱纹里，一柄断了把的铁锨倚在用砖头支起的木板上。看来，他也是打工回来不久。
我眼前模糊了。这就是那个四十年前能说会道的农村团支书，那个让多少姑娘羡慕的风流潇洒的青年小伙子？人生，真是变幻莫测啊！
（删除三大段）
正在我思索之际，二侄媳妇一声叹息将我的回忆打断了。
（删除一小段）
“我明白吗？我自问。我没敢看她的眼睛。因为这是个只有社会学家才能作出圆满答复的沉重话题。
初冬的黄昏，夕阳网在密密匝匝的楼厦上；当然，也泄在这间早已废弃的铁轨中间的小平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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