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辛

    今天中午，与老同事葛有德通话，偶然里问他一句“咱那里割麦子了吗？”不料他马上来了一句：“报告‘刘把头’，已经割开了……”

    这位老同事与我关系非同一般，不仅是老乡，还曾共住一个宿舍，而今虽然不在一处，可又成了网友。他年龄比我小七八岁，是教物理课的，如今是我故乡所在的学校工会主席。每逢见面，寒暄之后，谈得比较多的就是当年给公社各个大队割麦子的事，对那个特殊年代里发生的事，当然免不了互相戏噱一番，即使是宴席上，他也总忘不了开玩笑：“来来来，与老大哥——‘刘把头’碰一杯！”在场的人会不约而同地笑起来。因为他一句老话重提，把大家带到了那个有些荒唐却也非常火热的年代……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里割麦子的事。的的确确，我当过“割麦子把头”，而且一干就是三年。真怀疑自己的腰疼病根就是那几年唯一的奖品。

    又翻阅了一次案头的《新华词典》，对“把头”这一辞条的解释有二：“旧社会把持某一行业，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的人，如脚行头、包工头。”“旧日迷信香会的头目。”

    由于中国方言俚语繁多，《新华词典》里的解释势必挂一漏万，把许多重要的信息湮没了。像我们这里，在两个政权交替之前，那些领着给富裕人家干活的人也称把头，把头本身就是长工或者短工，用现在的政治话语——属于被剥削者被压迫者。上个世纪农村搞“大集体”——人民公社，那些任生产队副队长的汉子也往往担任“把头”的角色。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忘记确切的时间了，反正在我干联中“二把手”的那些岁月里，我的把头工龄是最长，干得也是最引人注目，落埋怨当然也免不了最多。大概是公元1974年吧，我们山东省昌乐县南郝公社（如今是城南办事处）组织所有“公家人”在麦假期间到各个大队（如今的自然村）帮助收割小麦。

    昌乐县不大，自古以来就是个丙等县，南郝公社很小，充其量不过是个丙等公社，这个紧邻县城的小公社，“公家人”不多，公社机关、银行、信用社、供销社、卫生院就那么几十号人，他们还有正常工作要处理，而教师就成了最庞大的义务劳动群体。那时规定，小学民办教师在村里带领小学生捡拾丢在地里的麦子，所有的公办教师以及联中的民办教师无一例外地集中起来到各个大队收割麦子。

    韩信村那个有历史渊源和大集体期间有来头的大队，在当年是我们昌潍地区（昌潍地区是潍坊市前身，远比如今的潍坊市管辖范围大，还包括如今淄博市、青岛市的部分地区）的“实验基地”，该大队支部书记刘某是县委委员，还兼着地区的什么职务，说话硬，腰也粗，地区特别供应化肥、农药等“计划内”农业用品，并首先试行机械作业，一个畦子耩十一垅，加上水浇得及时，所以麦子出格得好，垅与垅之间几乎分不出来，也就是说几乎露不着地皮。当然，全公社“公家人”集中起来的主要目的地非他莫属。

    鄙人那时在一个联中干“二把手”，因为“文革”把过去的“校长”称呼砸烂了，好似谁称呼“校长”谁就是“旧思想回潮”，一律称呼老师；但，总得有个负责的吧，就叫做“一把手”与“二把手”了。按规定，“一把手”必须由共产党员担任，我那时还是党外人士，自然只能做个管教学业务的“二把手”。可一旦真刀实枪地干起活来，那些年龄大的“一把手”们当然不能胜任，再说了，他们可以找个十分冠冕堂皇的理由，譬如隔三差五开个“教师思想分析”小会什么的就躲避开了。而“割麦子把头”就得从“二把手”里寻找一个。按说，五个联中的“二把手”只有我不是党员，是轮不上我的，可无论公社“教学视导”还是其它业务活动，还真离了我不可，虽然不能说离开我“地球就不转”了，但越是那些在党的人政治觉悟可能高点，业务却不怎么样。再加上我是个苦孩子出身，能卖力气，性情又直爽，我就一不小心成了“割麦子把头”。

    现在回忆起那个场合，还真够威武庄严、热火朝天的。近二百号人骑车的、步行的（那时自行车发票供应，大部分教师没资格购买）排了队拿着镰刀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韩信大队。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人家其他部门人员少，中午在地头吃一顿饭，晚上回单位。教育上是绝对集中，标准的军事体制，公办教师还好点儿，由单位炊事员送饭；苦就苦了那些联中的民办教师，他们没有自行车，除了镰刀、斗笠外，还扛着铺盖卷和20斤白面，步行到目的地入伙。幸亏韩信村附近有个龙旺联中（也是我1974年前待过的地方），那个学校的教室桌凳就成了麦假期间的教师床铺。

    集合的当天上午是不许到宿营地的，所以铺盖卷、面粉袋满坡里都是。

    记得第一天，我把早就磨了数次的镰刀亮了亮，找到一处地边，高喊了一句“干啦！”然后一弯腰，拼命地割了起来。

    韩信大队的麦子太厚太密太高，天气燥热，纹丝不透，冒着高温不说，根本前进不动。一个畦子十一条垅，两个人，按规矩，前面的人负责“打约子”（用麦秸辫起来捆绑麦堆），后面的人负责打捆。我很自觉地割六垅，有时候看到后面的老师跟不上，就割着七八垅。我虽然瘦，却经历了童年与少年的磨折，在继母手里吃过不少苦，早就炼出了过硬的农活工夫；另外，我兼任体育教师，领着学生活动，具有比较好的身体素质。当然了，主要还是那个年代熏陶、锻炼出来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起了作用。

     干到第三天，有的机关干部顶不住了，纷纷找理由请假，您还别说，就数着教师队伍顶折腾，基本没有请假的。但由于我当“把头”干得急，好多教师明地里不好讲，暗地里抱怨：“刘老师这个‘拼命三郎’想把自己的命拼上，再把我们的命搭上不成？”

    有时我也频频回头看，有的老师实在累得不行，不是大口喘气，就是用镰棒敲脊梁，这活儿是够累的。逐渐地，我也放慢了速度。即使如此，等我把500米长的畦子割到头，还有许多在畦子中间的。但不到收工谁也没法帮忙，就让他们慢慢挨活着吧。

    1975年麦季，记忆最深的有四件事：有一次，大家割到地头小憩，某联中“二把手”火刺刺地向他们单位的女教师说，“某某某的劲头哪里去了？光拉后豹子！”女教师答：“人家腰里有根筋呢，再拉后豹子也是先进！”我从他们话中有话的对答里，了解了其中的秘密，原来那个女民办教师与她的“一把手”关系暧昧。受到了女同伴的蔑视。果然不假，一会儿那个女教师也割到地头了，恰好来了一阵风，几个女教师不约而同唱了起来：“忽闪忽闪一阵风，忽闪忽闪一阵风……”，啊，我猛然想起，那个女教师原来姓酆。几个女教师在用歌声讥刺她呢。虽然，我对那个“一把手”有很大意见，我在他手下干过，他心术不正，也曾陷害过我；但，在火热的一望无边的麦地里，大家都累得要命，热得要死，她们不该这样对付一个女民办教师呀！所以，我高喊一声：“别唱了，干活了！”

    那个麦季，在韩信大队整整收割了七天，接着又到了附近的龙旺大队帮助麦收。

    龙旺大队南面不远有个学校叫龙旺联中，就是我们暂时食宿的营地。那个大队虽然与韩信毗邻，可没有韩信的优越条件，也不是当时最新的播种方式，所以麦子稀拉很多，割起来省了不少力气。有几个五大三粗的老师指着我说：“你看刘老师，干筋瘦猴的，哪里来的那些力气，也就割麦子有两下子，干别的可不行！”那时候 “官本位”基本被扫净了，没什么“官体”不“官体”的，再加上年轻气盛，就问：“还比什么？尽管说！”有人撺掇，“撂骨囵（摔交）怎么样？”我说：“行啊，谁先上？”一个很筋气的小伙子首先走近我，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被我猛地一个顺手牵羊，然后一别腿，他仰在了麦茬上，幸亏龙旺大队的麦子不怎么好，杵在地上的麦茬又细又稀薄，但还是脊梁划得不轻，好几天干不动活。从那以后，再也没人与我较量了。

   那时候没什么夜生活，大家累了一天，躺下不久就酣然入梦了。我比较活跃，问我们那个学校的青年教师王金清：“带琵琶了吗？您调好弦，我吼一嗓子。”就唱了起来，“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呀一匹烈马，一呀一杆枪，獐狍野鹿满山满岭，打也打不尽……”

    龙旺的麦子也割完了，公社里还不算完，又去了西边的埠南庄。

    已经是第十一天了，大家筋疲力尽，连说话都不爱说了。你想，一个大队里割麦子也就那么几天吧，可我们连着要到三个大队，中间还没有身体恢复时间，有人偷着发牢骚：“简直把我们当死孩子究（究：土话，弄）呢！都这么多天了，假期快结束了，谁家里没有任务呀？”我当然听到了，但我那个“割麦子把头”，就好比那生产队副队长只有领着干活的份儿，用当地民谚就是“磨道里的驴听呵声”。实在无能为力。

    埠南庄不同于韩信大队，本来日程上没有他们什么事，可能是他们要求帮助的，态度必然好很多，不像韩信大队一副“吃老本”的样子，连饮水都不供应，把我们简直当做了“劳改犯”。其实，那时候，老师被打成了“臭老九”，也难怪人家不拿着当回事。

    可巧，埠南庄第五生产队的队长到了，那个队长我认得，姓张，是当年我在龙旺联中时一个学生家长，很世故的。他拿着一盒青岛出的“大金鹿”（我们叫“四条腿”，是比较高级的烟，两角九分钱一盒），迈着骄傲自豪的步子闪过来，十分潇洒地撕开盒顶的封，给当时在场的三个联中“一把手”一人一根，又拉了火柴，给他仨点上，吞云吐雾起来。我一看火了，心想：哼！走着瞧吧！

    三个联中“一把手”抽足了烟，也过了被人“另看一眼”的瘾，守着姓张的队长显积极，吆喝着“我们快干活吧！”可他们忘记了——我是“把头”，我若是不在地头亮相，谁也别想轮镰刀。三个“一把手”一齐走近我，“刘老师，天也不早了，咱们干吧？”明显地是求我的口气了。我说：“你们不是刚才吆喝过了吗？你们可是‘一把手’，关我什么事！”我干脆坐在地头砸起了脊梁。一边说，“好疼呢！”

    等大家歇得时间确实不短了，我磨磨蹭蹭到了地边，慢腾腾地割起来。说句实在话，马不停蹄地摔命摔了十天多了，大家的身子几乎散了架，谁不想稍微喘口粗气，对我的“磨洋工”欣喜不已。有个不长眼的老教师可能憋不住气，割得快了点，撵到我头里去了。一大家子吆喝起来：“怎么，您想‘抢班夺权’，‘把头’换你的得了！”吓得那个老教师不敢割了，愣愣地幢在那里……

    后来，在1976年，仍然集中起来割麦子，我的“把头”位置坐稳当了。1976年麦收后，我被调到社中（当时，每个公社都有一处高中，简称“社中”）任教，“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77年，继续集中起来收割麦子，但已经是尾声了。不过，还是我的“割麦子把头”。那是因为，大家不仅对我干脆利落的活络没得说，而且更晓得了我光明磊落的为人，虽然在1975年麦季犯了点嫉妒，领着磨了点洋工，可正合大家的心意，这叫做“歪打正着”。

    此事已过去三十年了，但每逢与老同事相聚，无不提起那段往事。正如我的老同事老舍友葛有德在以前相聚时说的：“如果让我给你评功摆好的话，1975年第十一天在埠南庄，你老大哥做得真棒！”也正如他刚刚给此文发得评论里说的“那时候虽然苦了点，但还是很有意思的。”

                                  完稿于2007年6月5日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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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友评论选粹】

    （1）昌乐葛优：1975年咱俩还不在一个单位，我对您的第一印象不但麦子割得快，还有就是收工后吃了晚饭叫上王金清弹琵琶，你唱起“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我们的......"记不清了词了。那个乐观劲头使我至今记忆犹新。回忆起那个年代，虽然确实有点苦，但还是很有意思的。（最后一句应该是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