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六点半，妈妈都要推开气窗做早操。清晨的蓝天下，伴着鸽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开始曲就会雄壮的响彻祖国山河，令人振奋、神清气爽。
这是我从记事时就有的记忆，那个时候觉得播音员是世界上最神气的人，他们义正词严、英姿飒爽，其声音成了我耳中恒久的主旋。喜好，是孩子模仿的基础，学龄前，我就能和着电台播音员一字一句的跟读了。
二十二年前的小学一年级，开设了一门课程叫“说话”。现在想来好笑，但当时，我是班上说话课的主力，所谓“说话”，就是老师在黑板上画出图案，或就一件小事，让同学们描述。老师说我吐字清楚，词能达意。
五年级，我参加了演讲比赛，在区里拿了第二，说得好象是号召大家参加邮政储蓄的事情——虽然至今我不明白该储蓄项目的含义，但是第一次站在演讲台前，第一次对着话筒说话，第一次看见那么多人听我说话，感觉很神圣。当时一张嘴，其实是被吓了一跳的，因为剧场很大，有回声，我还纳闷：谁在学我？这么严肃的场合……
初中，社会上开始流行家庭式卡拉OK，我们家不喜欢，也没有，但不知为什么，柜子里却出现了一只话筒。对这东西的好奇，让我很快就把它拆了并且安不上。自此，只要家里没人，我就会把它请出来，照着镜子，擎着报纸，专门念头版头条。
语文老师请假，代课老师图省事，让每人念一段课文，轮到我，老师始终不打断，一直等我念到完。然后笑着说：同学，你将来可以考北京广播学院。同桌刘娜羡慕至极：同桌，以后你就是中央台的罗京！
高二，我斗胆参加了北京广播学院在哈尔滨的招生专业课考试，考官是当时省市电台电视台的播音组长，无比敬仰。
初试，十人一组，进去念自己带的新闻稿件就行了；复试，五人一组，除了自我介绍和准备的稿件，考官还会现场指定朗诵的文章；最后一试，动静就大了。我们被带进了省电视台的新闻直播间，记得是换上拖鞋，还第一次戴了胸麦。我好像穿一件绿色的西装，在奇瘦的身板上晃来晃去。稿子放在桌上，抬头看摄像机旁的提示屏就行——这些，都让我见了世面。可是最后一道题是没有稿子的，要求就一件新闻即兴评述五分钟，初生牛犊，无知者无畏，我白话了好久，抓论据、明论点——不久，文化课考试的通知单就来了。
十年前的高中有一种考试，叫“会考”，意为单科结业考试，会考没有结束，就不允许参加高考。我读文科高二，物理、化学之类的暂时还没有念完，于是学校就通知我：你不能参加高考。
我急了，找到薛佳凝咨询——她和我同届，却可以参加高考以远赴上海戏剧学院。我问她：那我怎么才能和你一样呢？答：“我有上海户口，你有北京户口吗？”这句话问得我哑口无言，也让我羡慕了很久，直到前几年看到《粉红女郎》里她的哈妹时，那种十年前的羡慕余味尤存。
班主任老师说：明年你准行，别着急。我只好和几个同道着手创立了校园广播站过干瘾，每天忙于采访、制作和节目的播出。那个时候就发现：在话筒前说话，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不仅说话有人听，走在学校操场上还有人认得，连上厕所都成了一件需要避讳的隐私。大家都说：“那人将来能上广院。”
爷终于上高三了！我发狠的想着。
九六年，东三省的考点在长春，我的考试依旧顺畅，通知单如期而至。一起来的还有浙江广播专科学院的通知单。
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年少轻狂呀，第一志愿是北广，下面一律空白，至于浙广，因为是大专，干脆不予以考虑。
分数出来了，我过录取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