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律师看温州

温州商报记者独家专访“反倾销第一律师”蒲凌尘

　　去年10月7日开始，欧盟对中国皮鞋开始征收为期两年、高达16.5％的反倾销税，中国鞋企纷起抗争。去年１０月２４日，温州的奥康集团聘请“反倾销第一律师”蒲凌尘，率先状告欧盟部长理事会。其后，泰马、金履、新生港元等中国鞋企，也启动法律程序应对欧盟反倾销。
　　目前，欧盟一审法院已经将中国鞋企的上诉材料正式通知欧盟部长理事会，并限期3个月之内对它们做出第一轮答复。到温州奥康集团、泰马鞋业调研、商讨下一步对策的“反倾销第一律师”蒲凌尘，昨天（３月１１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这个官司能影响到中国其他产业
　　记者（以下简称记）：这次有多少家中国企业上诉？
　　蒲凌尘（以下简称蒲）：原来的报道都是４家，实际上从公司的数量上说是9家，从起诉的主体来说是６家。温州奥康、泰马２家；金履１家；新生港元１家；万邦（音）１家；还有香港１家，是３个公司合并为一个主体来起诉。奥康、泰马、金履、新生港元4家鞋企是先起诉的，其他２家是后来参与进来的。

　　记：你曾经说，奥康、泰马和欧盟部长理事会的这个官司，是“一个没有输赢的官司”，怎么理解？
　　蒲：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从赢的角度讲，这个案子实际上，奥康和泰马就不受欧盟16.5％反倾销税的制约，这就等于是一个彻底的、干干净净的赢。如果说是“输”，16.5％反倾销税继续适用；但是欧盟法院必须解释，为什么16.5％继续适用的时候，他有一个司法程序。
　　我们的上诉，技术性很强的一个法律的解读问题，那么欧委会在使用这几个条款的时候，没有一个定性；按道理讲，法律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程序的定性的一条路，让立案、企业的应诉过程中有一个很清楚的可预见性。像欧盟在鞋的调查过程中采用的这种方法，实际上让中国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一定的确定性，就是“我进去后，我到底该怎么做？”被欧盟抽样调查的企业很清楚，那么，没被抽样的企业怎么办？
　　这个抽样的程序，在其他的调查案当中也使用过，在别的国家也使用过，这个本身是没什么错的，但因为中国企业多了一个程序，就是必须申请市场经济地位。那中国企业申请市场经济地位，到底是所有的企业都申请呢，还是只要求被抽样企业申请？如果我们所有企业都申请了，被抽样的这家企业没有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而其他的企业也都申请了，但是没有被抽样，这个市场经济地位怎么确认？但是如果你在立案的时候，发布公告，你这是程序的第一步，你要求所有的中国企业去证明市场经济地位；但你在使用过程中，挑选了１０家企业，而这１０家企业没有获得市场经济地位，那么你对所有的没被抽样的企业，有没有一个解释？这到底怎么去理解你这个法律？而且在使用法律条款的时候，欧盟在３个不同的案子上，用了不同的方法。

　　记：官司如果输了，对奥康、泰马这些打官司的企业来说，将意味着什么？
　　蒲：如果输的话，也就是说16.5％的反倾销税继续被征收；但是，欧盟法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就会影响到所有的中国其他行业。

　　　　　　中国鞋企抗争到底
　　　 对欧盟的震慑力很大
　　记：那么你认为企业在这个官司上的投入，有什么意义？
　　蒲：意义相当大。这种震慑力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现在欧盟对于好多案子的启动，首先，他们现在表现得非常谨慎；其次，对涉及大案、对涉及中国产业比较多的，他们现在几乎不动；第三，对欧盟来讲，如何解决这么多的中国企业，然后又涉及到抽样，又涉及到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怎么去处理，他们现在也不清楚。
　　这个官司从直接效应上来讲，达到了几个目的。
　　第一，最起码是中国企业在欧洲、在世界上有个呼声，不会让你欧盟的措施随意摆布的；对于其他国家，如周边国家可能出现的对中国鞋采取的反倾销措施，也等于是给他们敲了警钟，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定会和你们据理抗争到底的。
　　第二，对欧委会本身也造成一定的压力。因为大家本来对欧盟的法律的理解上有一个偏差，我们有我们的理解，他们有他们的理解，但是他们对他们的理解是否正确，他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觉得他们不对，把他们放到法庭上去。这种行为，使得他们不得不开始怀疑，他们原先的理解到底是否正确的。
　　第三，对过去倾向反对欧盟对中国鞋采取措施的欧盟成员国，也造成一定的积极效应。他们在欧委会内部说：“这就是你们弄的结果。你看，中方上诉了吧？而且，一起诉就是好几家。”这个反响也是存在的。

　　记：２年限期之后，欧盟可能会采取什么措施？
　　蒲：他的期限是相对的，可以继续延伸。反倾销在一般的情况下，措施执行当中需要一个时间限度，不可能无限期地征收反倾销税。欧盟现在征收我们反倾销税是２年时间，但在其他案子是５年时间；因此，欧盟在５年期限内采取措施，不违反法律。到第五年的时候，根据欧盟法律规定，他可以重新再调查。那么这个调查，很有可能会采取终止，或者延续。这两种可能性，各占５０％几率。

　　记：什么时候知道结果？
　　蒲：他有几个“轮回”。打官司时先是书面的东西一来一去、一来一去；然后加上欧委会如果介入，又是一轮。两轮的话，要两年多时间了。明年１０月７日，欧盟此次向中国鞋征收６。５％反倾销税的２年期满；估计官司还结不了。
　　目前官司很顺利，但结果如何，现在还很难判断，而且目前判断结果为时尚早。

　　我把打火机案件认为是经典案例
　　记：你以前代理的温州打火机欧盟官司怎么样？
　　蒲：那个官司很快，打了９个月就赢了。

　　记：打火机官司打得这么快，为什么这次鞋子的官司要花这么长时间？
　　蒲：两个官司的差别，抛开法律技术角度讲，差别非常大。鞋这个产业，在欧盟一直被喻为“敏感性的工业产业”。在很多的对外政策上，欧盟是非常关注鞋这个产业的，保护力度非常大。１９９４年欧盟第一次向中方发起鞋的反倾销，１９９５年采取了措施，那次打压的是中国的皮鞋、革鞋和布鞋，当时中国鞋被整得很惨。而且，在欧盟的商业政策上，会偏重鞋这个行业，如在欧盟在向中方入世要价谈判的时候，鞋是作为４个“其中产品”之一，欧盟一定要让中方接受从中国入世那天起，鞋类产品继续接受３年的配额要求。欧洲人对鞋的感情特别深。有时候去意大利的鞋厂车间，一个满手是胶水、衣服上都是油漆什么的老头，就会走过来跟你握手，他们的总经理都会到车间做鞋的。

　　记：打火机官司赢了欧盟，对中国企业应对反倾销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鉴的？
　　蒲：当时代理温州打火机案子的时候，有两个问题。在鞋这个案子中，鞋比打火机要好得多。当时赢的，确确实实是纯粹赢在法律技术问题上，否则所有的温州打火机全部要遭殃。打火机案件我把它认为是经典案例，经典就经典在技术上，纯粹技术突破，任何的其他工作都没有。
　　但是从温州打火机的企业结构上讲，非常非常弱，可以这么讲，温州的打火机是逃过一个大的劫难。在此之前，实际上美国已经出现打火机的ＣＲ法规，欧盟是跟上来搞的。对于温州打火机产业来讲，我觉得，第一是法律意识、敏感度不高。国外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我们都应该去关注，何况这些政策的变化还蕴藏着商机呢？温州打火机厂家在这方面动作很慢。第二，企业在管理上随意性过大，不具备特殊性行业应有的科学、严谨。第三，是打火机官司完了以后，没有人去反思，没有人去开总结会，没有人去商讨这个问题，也没什么人去做。我觉得，打火机官司虽然赢了，但是可总结的东西很多。

温州很多老板
都等人家把刀放在脖子上了才做反应
　　记：你来温州几次了？你对温州老板印象如何？
　　蒲：弄鞋子这个案件，这是第五次到温州。原来为了温州打火机与欧盟的官司，来过７次。
　　打火机反倾销官司完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问我们ＣＲ法规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欧盟生产安全与标准的问题。没有人去研究这些法律问题，碰到了只是说“你不公平”、“你这样做对我们以后会怎么样”，都是面上的，没有对事情的前因后果做系统的分析。这样去跟人家谈判时就会出问题。温州很多老板都是这样，等人家把刀放在你的脖子上的时候才做反应。
　　温州老板层次差别很大。像奥康的王总，非常有魄力，有前瞻性。这次与欧盟打官司，也是温州老板第一个站出来。
　　　　　　　　　　　　　　　　　　　　　　　　　　商报记者　唐僧

相关链接：蒲凌尘简介
　　1989年起在比利时从事法律业务，开始代理欧共体对日本、土耳其等国实施的反倾销调查程序。自1992年起主要代理中国出口企业应诉欧共体反倾销调查程序，迄今已代理40多起反倾销调查。他在欧盟反倾销法实践中，代理了众多中国企业，成为第一个突破欧盟“分别裁决”的律师。在欧盟修改法规后，又作为第一个突破了“市场经济”的律师，相继在其他反倾销调查中为企业获得“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待遇。在2002年温州打火机反倾销案中，他被温州烟具协会聘为温州厂商的代理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