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环球科学》http://www.huanqiukexue.com/html/scilogs/2013/1209/23405.html

这是一篇来自莉莲•皮尔斯（Lillian Pierce）的客座文章。她为女数学家委员会做了一个采访集，主要反映女数学家们如何平衡她们的母亲角色和数学研究。我觉得她对康斯坦斯•莱迪（Constance Leidy）的采访非常有趣，很感谢皮尔斯和莱迪能允许我将这段采访发布在这里。这段采访最初发表于AWM新闻快讯2013年的9/10月刊上。

 

康斯坦斯•莱迪是卫斯理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的副教授，研究方向是低维拓扑学（low dimensional topology）。

 

采访者莉莲•皮尔斯是德国波恩豪斯多夫数学中心的初级研究员及教授（w-2 professor），并在杜克大学任研究员。她主要从事解析数论（analytic number theory）和谐波分析（harmonic analysis）方面的研究。

 

莱迪：我研究的是低维拓扑学，我最近正在做扭结一致性（knot concordance）方面的工作。我还在一所文理学院教授研究生课程。所以教学和科研都是我的工作，这应该并不多见。

 

莱迪：其实我一直都想成为一位母亲，但又一直没遇到那个想一起结婚生子的人。我其实真有点儿痛恨数学，因为你经常得出差，而你接触的人也都如此，所以你很难认识一个不是做数学的人。特别是我刚开始从事现在这份工作的时候，住在一个小镇里，在一个小院系里上班，我很快就知道，我不可能在这儿恋爱，然后组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家庭。

 

莱迪：这要回到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工作意味着四处奔走、居无定所，我担心我没法像我想的那样组建一个家庭了。然后我就开始考虑人工受孕。不过我在读研和读博的时候只是偶尔想想，并没认真了解过。在即将得到终身教职（tenure track job）时，我就开始认真考虑这事儿了。

 

莱迪：做这个决定并没有那么困难，因为我已经考虑好多年了。不过在逻辑上理清这件事则要重要的多。大部分接受人工受孕的女同胞，都做了一个相当长期的计划（涵盖未来几年的时间），我也不例外。那是我到卫斯理大学的第二年，我开始和同事们讨论人工受孕的事，我打算做人工受孕，而且我也在试着了解清楚怎么进行整个过程，因为我知道远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家人也没办法帮我做这些。

 

莱迪：我所在的学院非常支持教职工在家庭上的投入。我想这真不多见。我们学院有13个数学老师，其中有6个是和数学同行结婚的，我们还有2对情侣都是学院的职工。所以学院里上上下下都是数学家庭的孩子。实际上，我觉得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和单身的年轻同事相处。

 

莱迪：我当时确实想搬到离家人更近的地方生下孩子。虽然我可以请一个学期的探亲假，但是一个学期似乎并不够。有一天，我在和一位访问学者吃午餐的时候，说到了我遇到的困难：我想生个孩子，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排相关的事情。然后我意识到，我可以把七年一次的轮休假和探亲假连起来，于是我就有了近一整年的时间。最后我也正是这么办的。我从2012年的春天开始休假，然后在2012年5月生下了我的女儿，然后请了一个直到2012年秋天的探亲假，这整一年中，我都和家人呆在佛罗里达。

 

莱迪：2012年春天，我正递交我的升职材料，与此同时，我怀孕住在佛罗里达，并常常到休斯顿和同事一起工作。到最后我犯了一些并发症，而和家人在一起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我姐姐，我很难想象能生下我的女儿。我有三个姐姐，她们都住在佛罗里达，从分娩到出院，她们都一直陪伴在我身边。

 

莱迪：很不一样。我不知道单身是不是很少见，不过我不得不去学会将我的生活，包括我的工作，都以全新的方式开始。我把那个学期看作生存考验学期。幸运的是，我是否能获得终身教职的评审投票是在秋天举行的，我当时并不在场，所以第二年的春季学期，我的压力就小了很多。我一直忙于在专心工作的同时做一个尽责的母亲。我将那个学期称为生存考验学期，一部分原因是我想我和我的女儿再也无法回到那段时光了，我当时特别珍惜同她在一起的时间。对于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一个学期很短暂，但是对于我女儿人生的第一年，这实在是太重要了。

 

莱迪：她每周有三天的时间全天都呆在托儿所里。我周二、周四得上课，周三要和研究生开组会。当时还在哺乳期，所以一周五天都把女儿放在托儿所并不现实，而且相应的花费也让我难以承担。周一和周五我常常带她到学院来。我依旧可以处理学院中各式各样的事务，而女儿也完全融入到了学院中。我一带她到办公室，大家就都围上来逗她玩。当我不得不去参加研讨会，而托儿所又不上班，或者女儿生病的时候，我还会聘请我的一个本科生帮我照看女儿。最近，我有很多绩效考核的工作要处理，所以我又请了她到我办公室来帮着照看女儿。

 

莱迪：在某些方面，我家的情况更简单一些，因为别无选择。我有时候会强调说，我并没有抱怨没有人来分担家务——我又没法抱怨丈夫帮不上忙！同样的，我的同事也就不会问为什么我丈夫没帮着带孩子，好让我能继续工作。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唯一照顾我女儿的人。而在另外一些方面，确实有些困难。例如，今年2月，我们从佛罗里达搬到康涅狄格，我女儿必须学着适应这里的托儿所，而我们两个都生了整整一个月的病。我并不想每节课都请假，我一直坚持到了学期末，只请了一次假，并完成了每一堂微积分课。有一次，我带着女儿到比约恩去给研究生上课，在上微积分课的时候，我就让一位同事帮忙照看她。

 

莱迪：开会仍然是个问题。事实上我还没想出什么一劳永逸的办法。到目前为止我只参加过当地的会议，即便如此，也很不容易，因为会议持续到周末，而周末又不能把孩子送到托儿所。我去开会的那段时间，我姐姐带着她的两个孩子从佛罗里达飞到这里来照看我女儿。我想，长久之计只有去一些有熟人的地方，或者到有临时照顾孩子服务的地方参加会议。另一个办法是等女儿长大一些，我就先回家，把女儿寄放在家里再去开会。当然了，这个办法的主要问题是开支，你得买一张回家的机票，再买一张去会议地点的机票。

 

莱迪：确实啊。我和一个朋友聊过这事，他们虽然请了一个保姆，但孩子还在哺乳期，所以他们想带着孩子和保姆一起去参加会议。但目前这部分花费不能算在研究经费中报销，而这些他们自己又负担不了。

 

莱迪：要弄清楚该怎么重回事业还真不太容易。在学院的时候，我感觉很安心。困难的是怎样带着孩子和更广的学术圈交流互动，我想这可能对单身妈妈来说都不陌生。我觉得，建立一个特别基金来支持那些因为生小孩、担任行政事务或生病等种种原因暂时离开学术研究的人重回研究领域是有意义的。这应该是一个让人才重回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

 

莱迪：事实上，我们的研究生系统这几年已经有了变化。我任职第二年的时候，一个研究生告诉我她已经结婚了，而且也打算要一个孩子，但是不会考虑在读研期间怀孕。她得专心完成学业，并按时毕业。但现在，我们的一个研究生刚生了小孩，还有一个三岁大的孩子。另一个研究生则刚刚怀孕。我们的一些女研究生正考虑在读研期间组建自己的家庭。

 

莱迪：是的。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和我们学院有这么多数学情侣有关。举例来说，一对夫妇在70年代生了小孩，可当时没有探亲假，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孩子带到学院来，这就形成了一种支持教职员工成立家庭的氛围。这很特别！事实上，我都无法想象离开我的学院会怎么样，因为这样的氛围是非常难得的。

 

莱迪：每当压力过大时，我都会告诉自己“你获得了终身教职，你也有了自己的宝宝，一切都会顺利的！”

 

 

本文作者 伊芙琳•兰姆（Evelyn Lamb） 

（翻译 李想；审校 戚译引）

 

原文链接：[科学美国人博客]

http://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roots-of-unity/2013/09/10/mathematics-and-motherhood-constance-lei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