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痛楚 —— 那稚气痛苦无助的眼神

这些日子一直在关注地震，实地照片是我了解震后状况的一个很直观的途径。需要截肢、已被截肢的并不是少数，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个是在营救现场不得不被截肢时大喊“我不想失去脚”的北川县曲山中学11岁的小李月，她去年已经开始学芭蕾并将长大后成为舞蹈家作为自己的理想。地震使她的梦想几乎只能当作梦想。我在“阿拉丁的QQ空间”中看到了已经折翼的小李月。另一个是在雅虎上看到的另一名女孩子，她在被挖出时双腿已经断了却边微笑边对救护人员说“要勇敢！”定格于照片的是她清纯坚强的笑脸。但当我走进病房时我所有的心理期待都被那双稚气、忧郁、痛苦、无助的眼睛所颠覆。

走进病房中，那个男孩子躺在病床上，左腿那里的蓝色被子松垮垮地摊在蓝色的床单上。李大夫微笑着不断地鼓励他：“你看，今天好多了，来，我给你擦擦，是有点热吧？你看多乖的孩子。”“昨天比现在更乖，现在有点热，出了汗。”李大夫转脸对我们说。确实，蛮英俊的小伙子。“北川中学的。”——就是那所遇难人数超过千人的中学。“来，我看一下好点了没。”说着李大夫将蓝色单被那松垮的一角轻轻地掀起：很明显，截肢部位在膝盖以上。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这个孩子估计也就十几岁……现在他的眼神能说明一切。他两眼有些红肿：一定是因为远去的灾难和现实的梦魇令他不能很好休息的缘故。因为离得较远，看不太清晰，但可以感到那双眼里有闪动的泪花。我作为在场的唯一男性本想对他，这个比我小十来岁的小兄弟说些什么，可是这种情形下我已经难以说话更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他始终没有太多地开口只是勉强微笑着“嗯，嗯……”算是对大夫的回应。我的脑海里只留下了他那双稚气却又写满了痛楚和无助的双眼，那双稚气的眼中分明闪着泪花。接着我们又走进了隔壁的病房。是位男性，估计和我年龄相仿，二十五六或更大几岁。他的左臂已经整个截肢了。他皮肤是健康的古铜色，体格比较强壮，可以推测在以往那些平静的日子里他更多的是在户外工作。他的情况要稍稍好些，大夫还和他开着温和的玩笑。因为今天下午市领导要来了解情况，李大夫这次到病房的一个任务是来先通知病患们。“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对你不好，要不得，要不得，说她。”李大夫指着和她同来的另一位主治大夫。“不得，不得……”躺在床上的那位大哥说，边说边轻轻地摇头，咧着嘴笑了。

李大夫对我们说，XXX就要好得多，并将他指给我们看。确实，他的确要开朗地多：他是在用两脚在楼道里转来转去，两只手也是完好的……

在当初报名时，电话那头咨询的老师第一句话，就是问我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医院里有很多截肢的病人。我想那些照片我在网上已经看过了，虽然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没有问题。这次我经历了平生很少有的震惊：青春洋溢的面孔，四肢却永远地少了一部分，不身临其境你是不会感受到那种震撼与随之而来的痛楚。在我的脑际里定格的是北川中学那个男孩子稚气痛苦无助甚至无望的眼神：还没有迈进社会就被夺去了一条腿，那是怎样的一种残酷？！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对外界有很强的排斥情绪，只接受个别医生同他们交流；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收治的此类病人中会出现不少的自杀案例。

写到这里，我想对准备或刚刚成为了心理救援志愿者的伙伴们说，其实这时我们最需要的是适当运用自己的“同理心”。这样的情形下，在较充分体会病患身心状况的时候更要很好地保护自己的感觉，这也是汤教授反复强调的。作为男性，自认为已经对截肢惨状有了较直观了解的我，在首次面对蒙难者时，可以肯定，当时若让我对伤残如此严重的病患进行心理援助，我在心理上已经丧失了这样的能力——因为我的心在当时是揪紧的，自己都很难说是否会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有了这第一次的亲历，虽没有也不能对他们说些什么，我得到了对此类严重伤残真正直观的认识，对这样的情形有了心理准备，我想在下一次面对类似的眼神时我会更镇定，更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老乡！”—— 寻找交流的突破口和心理的契合点

在探视完两个重病患后（身体和心理上都需要长久的呵护）后李大夫将我们带到了院方安排的那两个病患的病房。第一个是位老人，男性，姓范。顺理成章，这位大伯成为了我和领队——《环球科学》编辑申宁馨的心理援助对象。

我和小申快步走到大伯身旁，连声问好“大伯，您好”。为了拉近距离我在打招呼的同时紧紧握住了大伯的手，并问：“大伯，今天好些了吧？”大伯答应说胸口总有些闷，我便建议他试着做做深呼吸。这时，一位护士拿着托盘走进来，她说大伯该漱口了（为了保持口腔卫生，更重要的是清除舌苔，这样更有利于病患的恢复）。她将一个小拖盘垫在了大伯的下颌下面，是用来接漱口水用的。她又去另一个托盘夹棉球。在护士对大伯几分钟的护理过程中，我们和大婶(大伯的老伴)聊起了大伯的状况：大伯三根肋骨已经骨折、脊柱受到损伤，现在每天都要从后背抽出大量的淤血和积液。口腔处理工作结束后，我问大伯：“大伯，漱口之后感觉好多了吧。”“嗯，好多了。”他答应着，但仍然肿起的左下唇和已经透支的体力使大伯的发音有些不清晰。我们问大伯感觉怎么样。他说自己睡眠不好，很容易惊醒，有时感觉房顶会塌陷下来。我对大伯说：“大伯，这样的现象很正常。”我想，这确实是正常现象，毕竟这无论对于谁来说都是很容易固着于潜意识的一段梦魇。再者，这样会让大伯不至于恐慌于他现在的心理状态。大伯接着说了自己的受难经历：他当时自己一个人在老家，老伴在绵阳照看孙子，女儿在安县，他是在被埋数小时之后被乡亲们救出的。重物的碰压使他肋骨骨折脊柱受损，右耳下部还有受伤的印记。

由于我讲普通话，大婶怕我听不懂。我便借机向大伯和大婶进行了自我介绍，提及了自己虽是河北人已来重庆三年，四川重庆话虽说不好，听懂绝对没问题。接着，小申问起了大伯的饮食。据阿姨说他现在只能吃不多的东西，不想吃干的。“大伯，多吃点，这样身体才能好地快。”小申说。我也附和着。“每天输液，我也不饿。”大伯这样说着。确实。但饮食是我们谈及较多的一个话题。大伯对我说：“我去过很多地方，在湖北当过兵。”因为川渝“湖”与“河”发音很相近，我便又问了一句“在湖北？”“河北，”大伯说。“他就是河北人。”小申也补充道。我一下子拉住了大伯的手，兴奋地说：“咱们还是半个老乡呢！”“就是，就是。”“河北我差不多都走遍了，当初开车，去过保定、承德……”大伯虽然说话有些吃力，但他眼中闪现出的兴奋和快乐已经说明了一切。“大伯快好起来，等你修养好了咱们一块儿回河北看看，这些年老家变化可快了，这几年过年回家看到的石家庄几乎是一年一个样。我毕业了七月份以后就在涪陵工作，等假期，这个暑假、寒假都行，咱们一块儿回河北看看。”“要得，要得。”大伯连声答应。“就是，他老想着再回去看看。他还买了个地图，时不时就翻翻，看看河北。要不是因为怕冷他才不会回来呢。”大婶动情地说。我知道，怀念大伯当年在华北平原度过的军旅生涯将是我们交谈的主题。这一刻我也知道自己已经顺利地成为了大伯他们老两口社会网络中的一环，他们也成为了我社会网络中弥足珍贵的一环：不仅是因为华北平原情结……

之后，谈话不时被刚刚闯入的大伯活泼的小外孙女小陈艺打断，之后的关注点也便自然而然地多了一个：他可爱的外孙女。没有见过数码相机的小女孩对相机产生了兴趣，小申给她照相，她给我们、给外公照相……小女孩的到来使气氛更加活跃了。和我们交谈的还有刚同小陈艺进来的专门陪护大伯的他的女儿。我们谈论的主题包含了他们在这里的情况、饮食、大伯以往的习惯、大伯家人的状况、北川的医疗状况、他自己聊起了对这次地震伤亡状况的感受（“这次可比唐山地震厉害多了。”大伯说。“就是，受灾面积太大了。”我们应和着。），当然还有大伯自己叙述的在河北的士兵岁月。

时间在追忆往昔的谈话中飞快地流逝着，送饭的护理人员已经提来了晚饭。一位护士推着一架理疗仪器走了进来。“该电疗了。”护士亲切地说道。小申和我主动要帮大伯翻身，大伯说还是自己来。大婶说让他自己来，别人不清楚他怎样翻身不疼。帮大伯掀开蓝色的被子，大伯在费了很大气力才翻转过来后，我才真正看清了大伯的伤势：左肋外侧有成人巴掌大小的血瘀，已经呈紫红色。大婶说刚过来时那一大块肿起很高已经硬地按不动了，到了这里经过治疗现在已经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在大伯做理疗、我同大婶和大姐（大伯的女儿）交谈时，小申已悄悄走到了这间病房的另一位病患旁。那位大哥一看就知道是位文化工作者，起先有个专门的志愿者在照看他，大哥不时地看报纸，间或和跑来跑去的小陈艺开着玩笑。我也走了过去，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大哥是在党校搞教育工作的。很显然，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要好得多，除了打石膏的左腿基本上与正常人毫无二致。但是，小申对大哥说的一句话我感觉是自己当时确实忽视的。“大哥家人都还好吧？有没有家人还没联系上？我们可以帮你找。”“现在还有个大哥没联系上。来，我把电话留给你们，谢谢你们了。”小申和另一领队提供了早已准备好的纸和笔。

“这些天就今天你们来了他这么高兴说了这么多话，以前好着的时候他很少睡觉，可自从被救出来他就一会儿一觉。他就愿和你们这些有知识的聊。”临走时，大婶对我们说。现在想来，大伯他们那一代由于时代的原因缺少的是知识，而我们这一代缺少的则是真正运用知识完善、健全人格进而提高自己关注自身之外的社会与他人的自觉性，并且真正地行动起来将社会变得更加美好的行动的力量——因为社会的未来就把握在我们这些年青人手中。“我把联系方式留给大姐，有什么需要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也记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正上三年级八岁的小女孩主动拿起我递上的笔和纸将大姐和大伯的联系方式记了下来。“我爸那个手机等回去了才用。”大姐把记着电话号码的纸递给我。“谢谢你们，谢谢！”大姐和大婶连声道谢。“别客气，需要什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常来的。大伯，好好休息，我们走了。”“慢慢走。”正在侧卧着做理疗的大伯向我们挥手道别。小陈艺还给我们每人手里塞了一块糖。

我很清楚，这次我们完成的只是一次陪护，而这也正是这位花甲老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的家庭成员之外的人员给他的心理上的激励和呵护，对往事的回忆及对康复后生活的期待是帮他摆脱身体痛苦和心理阴影的重要方式。（翟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