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的《1984》与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两本书的共同处，都在于对专权的反思。一是虚构，一是回忆录。

在赫尔岑的19世纪，反抗沙皇专制而被流放，还被看作崇高的悲剧，长使英雄泪满襟；而到奥威尔写作的1948年，个体的反叛不过是如来手掌中的跟斗，死亡也不会比销毁档案室里一份文件更沉重。过去希特勒尚只能在生物意义上消灭犹太人；而在1984中，随着科技的发展，独裁者一路进化，可以在更深的层面扼杀个体。以物质颓靡你的意志，以信息来掌控你的知识，在逻辑上截断你的思考，在情感上令你厌恶自己。不论在哪个领域，他们都占据资源高地，集合优秀专家做最透彻完美的论述。个体单薄孱弱，思想被重新塑造，最后别无选择地融入集体唯心的大流。你以为他消灭肉体，我还有思想留存；你以为他改造思想，我还有心灵本善。但是，一层一层围追堵截，你什么都不能留下，从身体到思想到心灵，你只能经历一切然后感激涕零地死去……

《1984》读完已有几日，但我却还会在深夜怵然惊醒，心口发悸，在这样威权压迫下，个人身心如何安放？温斯顿们的出路在哪儿？奥威这套专权的理论，应想尽想，无懈可击。问了几个朋友，多说无解。A说暴力，但是在这个追求享乐又涣散无端的世界，奥威尔说无产者没有联合的可能。B说金字塔顶端的失格，那就只能寄希望于渺茫了。

昨夜，在似睡非睡间，似乎想了点什么……

早期的基督徒必须以狂热的信仰去去抵御来自罗马的压迫。信仰必须先于理性和思索。而在众神退场的当下，个体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这种现实或那种学说之间思索、取舍、纠正、融合……我爱极了那些还留着浪漫主义的天真，在小径分叉的花园里踟蹰又徘徊、沉思又追问、迷茫又痛苦的思想者。不论是赫尔岑还是普希金，是屠格涅夫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契诃夫还是托尔斯泰。俄罗斯的文化不像英国那么世故精明，即便他们出演着1984的情节，但仍然有许多人甘愿为痛痛快快说几句话而流放西伯利亚……

读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仿佛在看一个更古版本的《复活》，但不那么沉郁，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候仍有希望存在。与《1984》的温斯顿不同的是，无论成年后如何颠沛流离，赫尔岑始终没有背离14岁时候在麻雀山立下的决心。如他所写“我们还不理解，我们要与之战斗的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我们决心战斗。这怪物使我们历尽艰辛，但是不能摧毁我们，我们也不会向它屈膝投降。它使我们蒙受的创伤是光荣的，正如雅各的瘸腿是他与上帝夜战的证据。”少年时一腔热血不足为奇，可敬的是成年后不以世故去嘲笑和否定，而是一如既往，终始继之。

1812年亚历山大对拿破仑侵略的抵抗，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绞刑与流放，1830年莫斯科大学里各种哲学聚会……还有莫斯科郊外一望无际的平原，闪闪发光的圆屋顶，迎面吹拂的清风，让流亡又流亡的赫尔岑在举笔回忆往事的时候，依然充满青春热忱的气息。他怀着悲悯去写放逐路上所见的种种不幸，怀着忧伤去描述学问超群却无所作为的贵族，怀着轻蔑去叙述那些谄媚钻营者的冷酷残暴。那时候俄国青年的气质里，有彼得堡的阴森，西伯利亚的严寒，绞刑架的庄严。这是《1984》里的温斯顿不可能有的。

所以我想，如果是赫尔岑来到1984，结局会怎样？奥威尔隐喻现实，逻辑自洽；而现实距离1984又有多远？

在昨晚的梦里，我仿佛紧紧握着一枝花，不论如何凋零、丑陋、不堪，但只要曾经美好过，即便是低头，嫌恶，背叛，摧毁，重塑，相信，那温斯顿，至少，也曾经怀疑过。

备课交流的间隙，老友说：“钭老师常说，萧公生病了，就读一读杜诗，读过诗病就好了，杜诗是萧公治病良药。”真的，当我读屈原的离骚杜甫的七律，或者当我读苏格拉底的申辩卢梭的论文的时候，心里就会好起来。我的智识，只能让我借着一本书的希望拯救另一本书的绝望。

我在古希腊伊壁鸠鲁的“原子说”中读到庄子所谓“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吾又何患”；爱比克泰德“好好地运用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东西，别的就听其自然吧”，让我感慨 和“与时推移”的渔父何其相似；而大声疾呼“道德即幸福”，绝不与世俗合污的斯多葛派，是不是能联想起集木兰宿莽于一身的屈原？无论何时何地，人对意义的追寻是多么根深蒂固、冥顽不化，不论它是指向自由还是仁爱，是公正还是真理，不论是公开处刑还是默然死去。这个世界总有那些不切实际的人，在重复又重复的现实里，给世界另一种可能。

温斯顿是在天幕监控和喇叭宣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个时代只允许人有恐惧和狂热两种感情。而他，居然产生了对权威的怀疑，在记忆不断被修改的时空里，他仅凭那一点点残存的记忆，一个偶然的纸片，形成了思考链。只是，铁屋里醒来的，不是一群人，而是无数个铁屋无数个或许清醒的个体以及无数个摄像头……

也许，怀抱希望，是因为还不够绝望；心怀浪漫，是因为没有绝对理性。但，即便如此，像奥加辽夫的诗歌写的：“我们仍然同心同德，并将再度踏上孤独而忧伤的征途，不倦地号呼真理——哪怕希望扬而去，人们毫不眷顾！”这读起来，多么像屈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