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苏东坡》戏说太多

    没法看，戏说成分太多了。

    刚看了第一集就看不下去了。首先苏轼苏辙兄弟不是同时结婚的。苏轼结婚时19岁，苏辙比苏轼小两岁，苏轼结婚的第二年苏辙结婚，苏轼婚后第三年才赴京赶考的。苏轼和王弗也不是猜灯谜认识的，眉山有个唤鱼池，据说是在那两人相识的。有点自由恋爱的性质，那么还怎么可能新婚夜试探新郎是不是浪得虚名。在电视剧里，苏轼似乎是个书呆子，新娘的花轿就要到了，苏轼还在书房做对联，既不符合苏轼的性格也不符合苏轼的年龄。何况在宋初，对对子还是稀奇的事，对对子到了明朝才普及的，而在电视剧里好像已经任何优点文采的人都用对对子来显示了，太学生们比对对子论输赢，连难新郎都用对对子而不是用作诗，真是有创意啊！

    苏轼去京城赶考，京城都知道“大苏”“小苏”了，近在咫尺的王弗去还怀疑苏轼“浪得虚名”？事实是，苏轼苏辙考中之后才有文名的，才被称为大苏小苏，而不是考中之前就名扬天下了。

    苏轼一生不说假话，也不会圆滑，当苏洵让他们去赶考的时候，是苏辙先说不想去的，苏轼是不发表意见的。呵呵，苏轼没那么狡猾，他才是心直口快的，应该苏轼先说才对。

    苏轼口口声声对刚刚新婚的妻子叫夫人似乎也不妥，程夫人健在，苏轼妻子就是少奶奶，苏轼应该叫她娘子才对，叫夫人，那该是家主母的称呼，而且还应该是丈夫有功名的家主母，而苏轼妻子只是儿媳。再说了，苏轼苏辙因为苏洵的《六国论》卖时受人为阻挠而与太学生发生冲突，私念嫌疑甚重。事实上，苏轼兄弟从未与太学生们发生冲突,更未有后来双方都去击登闻鼓的过激行动。

    剧中的苏轼的道白很没有书香气，不符合学富五车的修养，甚至《新白娘子传奇》中的唱词都从苏轼的嘴里说出来了。苏轼有着深厚的佛学修养，不会不知道佛教中说的是：修五百年方能同舟，修一千年才能共枕，苏轼怎么可能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呢？

    再就是演员，既然苏轼长身玉面，苏辙怎么看起来就没长开呢？

    而且剧中的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进士榜单错误百出。曾巩非第一，苏子容（苏颂）更非此榜。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苏轼应开封府解，得第二，袁谷第一。礼部试（即省试），苏轼第二，李寔第一。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前十六名名单如下：章衡、窦卞、郑雍、吕惠卿、蒋之奇、苏轼、曾巩、朱光庭、曾布、宋希、史元道、王韶、梁焘、苏唯贤、苏辙、刘元喻。（据网友老周博客）既然曾巩不是状元（事实上，曾巩也从来没中过状元），那后来的太学生和太学生的代表朝臣攻击欧阳修就是无本之木，那么后来双方的矛盾冲突就成了无中生有的笑谈了。

    第二集就更是无聊了，几乎全是围绕着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中那个杜撰的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有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这个典故的确是欧阳修问过苏轼它的出处，苏轼也的确说是自己杜撰的。可是，两皇上都追问这个典故，估计就不大可能了。一是皇帝不可能当着你们多朝臣的面问这个问题，那显得皇上多么孤陋寡闻，二是皇上不是文人，未必关心这个典故的出处，他关心的应当是文章的观点和思想。苏洵也关心那个典故，整个第二集似乎就围绕着这个典故在纠缠不清。

    第三集里，苏轼被羁押到御史台，竟然是因为上的治策中有“无事则无忧，有事则大惧，宫中贵姬以千数，饮酒歌舞，欢乐失节”这样的悖逆之言而不是因为“乌台诗案”，真是奇闻！竟然还是跟太学生有牵连，似乎是击登闻鼓的余波。据我所知，苏轼一生只进过一次御史台的监狱，那是他放外任多年以后因为写诗“谤讪新法”，在湖州太守任上被捉拿进京的。而在第三集里似乎是韩琦有意整苏轼似的，韩琦一任堂堂宰相，竟然在皇帝要例行赐予苏轼等进士的时候说出了“是不是我这个宰相也要让给曾巩”这样的有失身份的话来，编剧真是太有才了，这也能编出来啊！苏轼只是个新科进士，施政经验一点没有，却大谈特谈改革吏治，这种纸上谈兵的狂言，也给人苏轼说大话夸夸其谈的感觉。而实际上，苏轼一生都是做在先说在后的。 

    苏轼被羁押御史台竟然是因为上的治策中有“无事则无忧，有事则大惧，宫中贵姬以千数，饮酒歌舞，欢乐失节”这样的悖逆之言而不是因为“乌台诗案”，真是奇闻！竟然还是跟太学生有牵连，似乎是击登闻鼓的余波。据我所知，苏轼一生只进过一次御史台的监狱，那是他放外任多年以后因为写诗“谤讪新法”，在湖州太守任上被捉拿进京的。而在第三集里似乎是韩琦有意整苏轼似的。苏轼只是个新科进士，一点没有施政经验，却大谈特谈改革吏治，也给人说大话夸夸其谈的感觉。

    苏轼从春天应试到四月母亲去世，能自由活动的时间多说也不到两个月，因为考试要大约10天，礼部“锁院”批阅考卷还要一个多月，还有殿试，却两次被逮又两次被放，时间上难道不冲突？且实际上，苏轼第一次进京根本就没有被逮的事。

    第四集：八娘是苏洵的长女，苏轼苏辙的姐姐，聪明伶俐，知书达礼，十七岁出嫁给母舅之子表哥程正辅，程家恃富有而虐待八娘，八娘十九岁病故，苏家为此不与程家往来。据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记载：“嘉佑二年丁酉 (1057) 二十二岁，春，与弟辙应试礼部，兄弟同科进士及第。深受欧阳修赞赏，谓「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是时苏氏父子三人名震京师。四月，母程氏卒於眉山，奔丧归里。”可见程夫人去世时苏轼已经22岁，而八娘还是苏轼的姐姐，大苏轼2岁，19岁就逝去了，司马光撰《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幼女有夫人之风，能属文，年十九既嫁而卒，”再过四年（1057），四月八日，程夫人亡，苏洵《祭之妻文》说：“……我独悲子，生逢百殃。生子六人，今谁在堂？唯轼与辙，仅存不亡。”与此既知东坡二十二岁时，只剩兄弟辙了。怎么到了苏轼22岁时，八娘还能来给母亲奔丧？

    第五集：八娘死了，死在程夫人之后，还是自寻短见的。研究者一般认为八娘是受虐待忧愤而死的，并没有确切记载是怎么死的，若是被逼寻了短见，以苏家父子的性格，断不会饶恕程家，就不会只是断绝来往那么简单了。电视剧里把八娘之死放在苏轼丁忧期间，还让苏洵说出怕追求起来影响苏轼兄弟前程的话来，是在是有辱苏洵的刚直和气节，苏洵如果这么在意功名和前程的话，还用“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苏轼丁忧期满时回到京城，欧阳修司马光范缜王安石竟然相约同去怀远驿迎接。苏轼丁忧期满是在嘉佑四年（1059年），而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是在嘉祐三年（1058年），这个时候苏轼正在眉州丁忧。就算是苏轼回朝的时候他还在朝中，当时也是任度支判官，地位远在欧阳修范缜司马光之下，欧阳修根本不可能邀请他一起接三苏，而且苏轼是欧阳修门生，只有学生接老师的，何来老师远接学生之礼？

    交趾国就是现在的越南，乃是热带，竟然送来了麋鹿，那本是高维度地区的动物，难不成越南特意跑到渤海国买来的？编剧的目的为外乎是想表现苏轼的见多识广，可是这也太没有点科学常识了。

    考察苏迈出生年月，确实是苏轼在母孝期间同房所生，但苏轼解释的也是强词夺理，皇帝却是每次都拿着不是当理，真是个怪皇帝。

    第六集王安石于庆历二年 (1042)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时年二十二岁，以秘书郎身份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在庆历六年(1046) 自临川赴京，不求官职，二十六岁的王安石改任大理评事，知鄞县。这时候的王安石既不是翰林学士，也不可能在朝堂上与重宰相争论变法与否，更不可能看起来跟欧阳修、司马光一样苍老。王安石自己说比苏轼大17、8岁，这个委实不错，但此时苏轼已经25岁，那么王安石此时就应该40岁以上了，与史实出入太大了。剧中苏轼送王安石时竟然恭维王安石有“经天纬地之才，非俗人可知”，这断不是苏轼能说出来的话。苏轼爱挑人毛病，却不爱恭维人，更不会如此大言恭维。而剧中苏轼这样说，显然也是把自己摈除在“俗人”之外了。而王安石一向是执拗爱较真的，却劝即将赴凤翔签判任的苏轼“不要事事较真，触人太多”，而此时的王安石正因“触人太多”而自认无人送行。《苏》剧里，苏轼授凤翔府签判，苏辙授福昌县主薄，而史实是，苏轼授福昌县主薄，苏辙授渑池县主薄，二苏都没有赴任。嘉佑六年(1061) 苏轼参加制科考试，中第三列三等，才除大理评事，授凤翔府签判的。签判是掌诸案文移事务，类似现在的秘书长，通判则是由皇帝直接委派，辅佐郡政，可视为知州副职，但有直接向皇帝报告的权力。签判与通判虽然一字之差，权利却相差很大。剧中苏轼到了凤翔而知府不在，签判苏轼自作主张开官仓放粮。编剧显然是把签判理解成了通判。一个小小签判，私开官仓那是死罪，苏轼断断不敢如此造次。就算是封疆大吏，要想开官仓，那也是要先上奏朝廷的。就算是不得不私开官仓，苏轼也是谨慎的，元佑六年(1091)，苏轼知颖州，除夕夜登上城墙，见饥民扶老携幼在深雪里跋涉一夜无法入睡。天一亮他就找来一个皇族的官员赵令畴，让他帮着想办法救灾，赵令畴提议取官仓粮米、用酒坊的薪柴，煮粥救民，这样，就不是苏轼私开官仓。苏轼在凤翔签判任上是否开仓放粮无从查考，但当时任凤翔知府的陈希亮却真的私开了官仓，《宋史·陈希亮传》：“数上章请老，不允，移知凤翔。仓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败为忧，岁饥，希亮发十二万石贷民。有司惧为擅发，希亮身任之。”，倒是陈希亮私开官仓并且“身任之”，就算是苏轼想“身任之”也会因官卑职小而不堪此任的。

第七集苏轼私放罪官杨知府的夫人小姐，那是朝廷钦犯，他竟然说“一切有我承担”，剧中，这样的言语苏轼挂在嘴上，好像他不是个小小签判，而是金口玉牙的皇帝。而凤翔知府陈希亮被编剧塑造成了武将，而实际的陈希亮却是文人，天圣八年（1030）与富弼同年的进士，很有政绩，断不是剧中处处与苏轼为难甚至逮捕了苏轼的反面人物。

第八集：苏轼与陈希亮斗酒，喝了大量的酒，还掰手腕定输赢。试想，此时陈希亮已近六十，而苏轼还是小伙子，苏轼竟然败北。苏轼酒量很小，常常“以把盏为乐”，：“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合是古代的一种计量单位，大致等于十分之一升。要知道宋代酒的度数并不高，一天才能喝这么点酒，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矣。”这个“而今”还是黄州流放之时，所谓的少年，大约离凤翔签判时期不远。而此剧中苏轼喝了不知多少酒，竟然能自己回来，还记着要巢古教他掰手腕，可见并没喝得太糊涂。

    苏迈本来在苏轼丁忧期满后就出生了，据《苏轼年谱》记载：“嘉佑四年己亥 (1059) 二十四岁。与弟辙及父洵再赴汴京，途中所作诗文为《南行集》。是年长子苏迈生。”《苏》剧中却安排在苏轼任凤翔签判并且刚与陈慥相识时出生，而事实上此时的苏迈已经四岁，编剧如此安排，不知道有何深意。

第九集陈希亮继续一介武夫的面目，在王弗面前张口结舌。仁宗皇帝实在是古今第一明君，竟然说“朕以为以苏轼之才，即使狂妄些，那有何不可？若有人如苏轼之狂妄，那倒是大宋之福啊。”我怎么觉得这皇帝比苏轼还不靠谱，连皇帝都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那还要法律干什么。实际上宋朝的皇帝说话做事是很谨慎的，因为宋朝的台谏是无所不在的，宋律允许御史“风闻奏事”，很多时候连皇帝也得让他们三分，哲宗时就因为皇宫招乳母而被御史指责皇帝年幼就临幸宫人，弄得哲宗和太皇太后都必须出面解释。就连这么个招乳母的宫闱小事，御史都抓住不放，何况皇帝执法犯法呢。章惇竟然自己称自己是“子厚”。之后仁宗却对皇后说：“动辄清议……就是朕，也被他们编排的满身不是……朕明知他们迂腐荒谬，甚至居心叵测，但朕也不得不让他们三分呢。”苏轼的求雨不是自愿竟然是被人陷害。陈希亮与下属张璪不思为民解难，却想着利用天灾来陷害苏轼。而苏轼竟然能识破阴谋，这苏轼可真是厉害，比阴谋者更懂阴谋。记得北岛说过“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以此推想，苏轼应该是个阴谋者了。不知道陈希亮的后人会不会因此而痛恨编剧或者苏轼的后人因而痛恨陈希亮。法曹张璪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苏轼作对了。那表情，一副刁民酷吏相。还动不动就阴阳怪气，浅薄得哪有进士相。苏轼既会观天象，又懂算计，简直太没谱了。事实上是苏轼多次奔波山前水塘和寺观，连求了很多天的雨，一直奔忙到下雨了为止。而且苏轼两次求雨都不是在陈希亮做凤翔太守的时候，当时的凤翔太守是宋选。难民突然称苏轼的苏贤良，连苏轼自己都觉得吃惊。不知道难民是自己发明的呢还是连难民也懂得什么是“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并且还要知道苏轼在这样的殿试中还中了“三等”。苏剧将苏轼塑造得很平面化，几乎见不到心理活动，就连忧国忧民这样的事，都是用语言、行动来体现的。苏剧将苏轼塑造得很平面化，几乎见不到心理活动，就连忧国忧民这样的事，都是用语言、行动来体现的。但剧中巢古的形象塑造得很好，特别是那束山中采来的野花的设计，非常巧妙地体现了巢古对小莲的感情。

第十集 苏轼做《喜雨亭记》， 是苏轼第二次祈雨时写的，是在嘉祐七（1062）年，正是宋选做凤翔太守时写的。陈慥来看他父亲，他父亲说我没儿子，而陈慥是陈希亮的第三子，难不成那两个儿子他也不要了。苏轼与陈希亮多次冲突，从苏轼出场开始，似乎就浑身长刺，见谁跟谁吵，一吵起来就说狠话，一点没有读书人的斯文，到像武夫。如此看来，苏剧的编剧实际上是擅长写武侠剧的。

十一集 章惇在这集里第一次出现了官职：商洛知县，据史实，这时章惇才与苏轼相识，并不是此前的就有那么多的交往了。
    （实在看不进去，也就不写了。本文又是一个半拉子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