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清

　　1984年出生的打工仔黄伟木，今年3月底在经过“预谋”后，进入广州番禺一家制衣厂。他在工作之余，有意识地收集各种证据，8月底离开该厂后，即到劳动部门举报其侵犯劳动权益的行为，并在网上发帖详述了自己当“卧底”的经历。他对记者表示，此举是为让无良老板们的良心复苏，以及唤醒农民工的权利意识。（9月16日《广州日报》）

　　有人将“卧底”维权的黄伟木，看成是农民工中的“王海”，认为其行为会引起不当效仿，甚至认为他进制衣厂打工，与厂家之间是虚假的劳资关系。当然，也有人支持他的行为，认为在其“疯狂”行动的背后，体现了某种可贵的理性，即新一代农民工权益意识的觉醒，和为争取权益进行有技巧博弈的决心。

　　不过在笔者看来，黄伟木再“觉醒”，再有决心，他也是个悲剧性人物。因为他为自己进行维权，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即使他的做法有示范意义，绝大多数正被侵权的农民工，也当不起他的“学生”。事实上，想维权的劳动者可谓数不胜数，只是种种迫不得已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忍气吞声。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劳动部门接到举报后，不能有效地帮助自己。

　　说劳资纠纷是个“利益博弈过程”，应该说是有相当道理的。员工想获得更多的利益，需要自己积极去争取。然而我们必须清楚的一点是，现在许多企业的劳资纠纷，根本就没到利益博弈的地步，而完全就是企业单方面的侵权。不签劳动合同、安排员工超时加班、不为员工购买社保、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这些都是法律明文禁止的，这些也要员工自己去主张的话，那还需要法律和劳动部门做什么？

　　黄伟木一个人“有技巧博弈”，可更大的群体仍将集体性失声。报道中说，黄“卧底”的工厂是随机选择的。那么，类似的企业还有多少，“沉默的羔羊”还有多少？什么时候我们的劳动部门，能像环保部门搞“环评”一样，先对企业进行“用工评估”，然后再允许它们开展生产呢？

　　（发表于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