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写了那么多作品，有没有您最喜欢的或者遗憾的东西？

答：写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孩子，我都很喜欢，可是也有很多遗憾。像我写的几部片子，《审死官》、《梁祝》那都是台湾金马奖、香港金像奖提名或得奖的片子，那的确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写出来的，因为首先那个片子打动了我。好片子是一看就来劲啊，于是好的旋律就出来了。那个不好的片子，我都不知道怎么搁音乐，搁在一处没两句它就转镜头了。导演还说胡老师我这个片子就靠您的音乐帮忙了，我说你这个片子神仙都帮不了你。电影作曲是互动的，好的片子我自然就有一种创作的激情，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很美好。搞艺术要有个分寸，它是艺术家最可贵的一个品质，这个标准就是自然。中国古代的画家效仿造化，造化就是自然。我有两部没有得奖、而且卖座相当不好的片子，恰恰是我最喜欢的片子，一部是杜琪峰导演的《赤脚小子》(郭富城、吴倩莲、张曼玉、狄龙主演),这部片子最后一场打斗的时候，我是含着眼泪把一种浪漫的、悲剧的东西给写出来；还有一部片子是徐克的《刀》(赵文卓主演),这部片子的音乐我用了一个很游离的、江湖的感觉来写作，出来的味道比较客观。这部片子在香港的卖座不好，只有300万，但是在美国的反映特别好。

问：您觉得什么样的片子适合您的写作风格？

答：我的写作风格是多样的，喜剧的我写，浪漫的我写，功夫的武打的我写，而且现在都得到了肯定。我从1991年开始到1997年离开香港，差不多每年的“十大”影片都有我四五部，有各种风格的，当然，我个人还是喜欢一些感情色彩浓厚的电影。

问：请谈一下香港这些新生代的电影音乐作曲家，比如说金培达（著名香港音乐人，创作流行歌曲及参与电影配乐工作。——编者注）等人，他们的创作风格是有什么特点？

答：像金培达他们都是从国外回来的。金（培达）的东西都是比较新颖的，他的感觉很好，对新的技术也很在行，他有一个工作室，有一批人在给他干活。现在讲讲我在香港的两个学生，一个是罗坚，从小学钢琴，电影《古惑仔》就是他写的。他的叔叔罗伟伦（1944年－作曲家，1667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1980年移居香港，1995年移居新加坡。——编者注）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的，是我的好朋友，年纪比我轻，跟金复载、王立平他们是一个时期的。罗坚的钢琴弹得很好，10岁时就到法国里昂音乐学院学钢琴，比赛还拿了两枚金牌。14岁拿了毕业证书回到香港不想再弹琴了，就缠着要跟我学，我说你要跟我学就先放弃你做歌星的梦，踏踏实实地搞音乐。我有好几部片子都是他跟着我一起学着写的，现在独当一面，是个很有才能的人。还有一个学生就是我前面讲过的在多伦多学电脑的Raymond 黄英华，他键盘很熟练，感觉也很好。我从电影作曲的技巧和技法上教了他们很多，我着重的是在中国民族音乐方面给他们加强。所有艺术都带有自己民族的烙印，正因为你的民族烙印跟别的国家是不同的，人家才觉得有新鲜感、有特点。只有靠民族的特色，才能站立在这个世界的艺术之林中。我也常常借鉴好莱坞的东西，可是我一定要把民族的特点融进去。在香港的10年，闯出了一些新的路子，但现在跟风盛行，出来新东西大家都来模仿，长期的审美疲劳让观众厌倦，觉得多年的电影作曲经常重复自己，不喜欢，所以在我已经做到了一个阶段，需要功成身退，把两个学生推到前面去。我把徐克和杜琪峰的片子交给黄英华，把王晶（1955年—，香港著名电影及电视剧导演、编剧、制作人。——编者注。）和文隽（原名王文俊，香港金像奖协会主席，为香港资深影视、广播、出版人。）的片子交给罗坚。像周星驰的《功夫》、《少林足球》都是黄英华搞的，都不错！我在教学生技巧的同时还给他们打开了思路，更要教会他们做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