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是什么时候去香港的呢？ 

答：1986年。 我去香港时都快50岁了，很多人对我去香港不理解，都劝我说不要去香港，香港谁都不认识你，在内地一年写个十部、八部片子，赚钱也赚得不少，在国内没有大名气也有小名气，电影作曲界很多人都知道我。在校园里，我的教学效果也很好，学生和我的感情都很好，包括音乐学院的学生，电影学院“78班”的学生在20周年再聚首的时候还把我请回来。可是我这个人是不安于现状的，我不想老去重复自己，因为我觉得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我还可以做很多东西，要挑战自己，而且出去了以后，我的眼界可以更开阔，确实是这样的，当时我出去时对电脑这些新科技都不懂，开始学这些是个很漫长很痛苦的事情，没人教你，懂得的他们也不会教给你，因为怕一教会你就把他们的饭碗给抢掉了。说实在的，其实他们掌握的也并不是很好。我也就是靠在通利琴行买设备的那些说明书和一些有关的英文杂志来了解的。上大学时我学的是俄文，不是英文。因此我去翻字典，那些专业名词十个字有八、九个字不是找不到就是没有关系的，只能边看边摸索。其实如果有说明的话只要两秒钟就能解决的问题，我自己要捉摸一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那时在香港我差不多每天只睡三四个钟头，是废寝忘食的学习。 

问：您能详细谈一谈您在香港的创作经历吗？您在香港的音乐创作和您在大陆时的创作有什么不同吗？

答：香港早期的电影配乐很简单，大部分都是用现成的罐头音乐，如果不用罐头音乐用真乐器演奏的话基本上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钢琴或是吉它、长笛和小提琴等等。我在去香港前已经写过20多部片子了，大型乐队的配乐也写了很多。去了香港以后，一开始因为经费问题，不可能用大乐队，只能用 MIDI来代替，那时 MIDI 已逐渐成熟，我大概是最早用音乐软件CUBASE的作曲家之一了。我到了香港三个月后，进入远东最大的私营电视台 TVB（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工作，老板是邵逸夫，当时 TVB 和 FPI（香港国际唱片协会）正在打官司，唱片协会所属公司的唱片 TVB 都不能用，只能从英国找一些没有加入 FPI 的小唱片公司去买罐头音乐来做节目，数量很少，成天来去就是那么几段，真是单调得很。我这个人属于完美主义者，不甘于现状，就设法在我的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改变这个状况，同时也为自己学习新科技创造一个环境。自己掏钱买了一台1/4寸、八条轨迹的开盘录音机，一台小型调音台，一台 Roland 的合成器，音色还是蛮漂亮的，还买了一台 Roland的 R808 鼓机，没拿多少报酬就已倾囊而出，都说我傻。以前我在录音系呆了那么多年，有多年录音的实践，这些技术上的事也就是手到擒来的东西，香港的电视剧每部都有主题歌，我根据主题歌的旋律写出几段不同情绪的音乐：紧张的、温情的、寂寞的、悲伤的和爱情的……总之，需要什么情绪我就准备什么，并且在进棚录音乐的时候，我还会带一台合成器，看到那里需要什么或者两段音乐的连接不流畅就现场演奏,这种即兴演奏的本事是我50年代做学生时搞活报剧练出来的，哈哈……

问：所以您之后在香港的作曲界才有了一个很高的地位吧？

答：要讲在香港的电影作曲界，我为什么能有这个“江湖地位”说来话长。香港很多作曲家都很有才，不过由于背景不同做法也就不同，他们写出旋律需要请别人给他配器，另外请人在电脑上做程序，要用乐队时再找乐队进Studio（录音棚），边讨论边研究搞上一个礼拜，钱和时间就花得不少，那时好多人都说电影作曲是挣不到钱的。这样做一个是费时费钱；二是你在创作时候从构思到Out put（出品），找别人做就会一关一关地打折扣，我写东西从头到尾都是自己考虑，这样就不会走样，也省时省钱，占了很大的优势，还有就是我有信用，交货准时，保证质量，所以只要是和我合作过的，就一定会再来找我，徐克、杜琪峰、周星驰都和我合作了很长时间直到我退休由学生接手。现在科技发达，以前不可能的事现在都可能了。以前电影音乐频率超过8000赫兹以上，一转光学声带就都没有了，你想要尖锐的声音根本就甭想，但现在有了杜比技术就可以做到了。以前声音响一点就破，不响又不过瘾，现在24比特、32比特编码，动态范围就加大了好多倍，我再用压缩器来处理，声音再大也不会破，这当然是录音师的事，可是自己掌握了，在制作时就可以做完不必假手与人，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有看到画面有大声级场面，比如打斗、风暴、群众等等，音乐怎么写啊？现在有环绕声了，5.1、7.1, 在家里用电脑就可以完成,不管前面怎么打怎么喊，音乐就在后面飘着罩着，感染力就更强了。搞艺术要发挥你的想象力，别人没有做过的你要去做去试，失败算什么？多次失败赢得了成功，这是创作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