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我家搬到哈尔滨，住的是苏联人设计的“拐把楼”，即木工曲尺形的楼房，所以各层二、三单元位于拐角内侧的厨房窗户就紧紧相邻。那时候装窗纱的人家不多，更没有能左右拉动的铝合金窗纱，所以夏天家家的窗口都敞开着。这样一来，夏天二、三单元的两家做饭时，互相借个油盐酱醋葱姜蒜的就直接从窗口递过去。一家说点儿家常话，另一家也听得清清楚楚。

我家住三单元三层右侧，最初的“窗户近邻”是二单元三层左侧的王小晶家，他父亲叫王克，是省水利厅长。那时候哈尔滨人特爱在夏日晴朗的星期天擦玻璃，所以我爸和王小晶爸爸常同时蹲在自家窗台擦玻璃，而且边擦边聊天。记得王叔叔跟我爸说，他认识的省军区某某将军就是擦玻璃时失足掉下楼摔死了。我现在还记得两位大腹便便的中年高级干部蹲在三楼窗台上擦玻璃的样子，同时感叹现在还有哪个厅局长甚至将军自己擦玻璃啊！

有一天，王小晶家的钥匙锁在家里人进不去了，小晶他哥小奇跑到我家求援，说想从我家窗台跨到他家去开门。我母亲很担心出事，但还是拗不过，就让他进行了大胆的冒险。他居然成功了！

又过了几年，文革开始了。小晶家搬走了，他家空出的房子住进两家人家，我家也腾出两间房，住进来韩家。这样我们二、三单元都是两家共用一个厨房。韩阿姨和对面杜娘通过窗口又打得火热。记得杜娘家每年夏秋季节都在窗台上晒酱块子，我趴在自家窗台上无聊地向外探望时，经常看见相邻窗台上的酱块子表面有白色的蛆虫爬进爬出。深秋季节开始“打酱”，就是把酱块子捣碎放进酱缸发酵。对面窗口的豆蔻气味经常飘进我家，可我一想那白色的蛆就觉得恶心。韩阿姨是东北人但自己不太会做酱，极为羡慕杜娘的酱，还跟我说“酱里的蛆不埋汰”。她经常拿着一个小盆子对着对面窗户喊：“个儿，馋死我了，快把你那酱给我盛点儿”。“个儿”是“大个儿”的昵称，因杜娘个子高，故有此外号。杜娘倒也大方，每次都递回来半盆儿酱。杜娘家养了一条小狗，我家和韩家也经常把一些吃剩的骨头递过去喂她家的狗。不过，后来杜娘就不愿意要剩骨头了，她说：“现在谁家的狗还吃剩骨头！都吃狗粮了”。

又过了几年，韩家也搬走了。不知为何杜娘家却不愿搬走，宁愿两家共用一个厨房。我家又恢复了原来的四室一厨，我单位没房，所以结了婚仍和父母住在一起。父亲去世后，白天我们上班，母亲独自在家。因为她除了上午出去买菜，下午基本不外出，所以我们上班也都不带钥匙。

有一年我侄子乐乐来哈尔滨玩，母亲对这个孙子宠爱有加。有一天我和老婆、孩子约上三姐一家出去了，年过八旬的母亲等我们走后就自己带孙子上松花江畔玩儿。等我们傍晚回到家时，一老一小居然还在楼下没法进屋，母亲说出门时孙子又蹦又跳催促着上路，她一着急就忘了带钥匙。于是我记起当年小奇的发明，就和三姐夫一块儿到杜娘家求助。我腰扎一根行李绳，三姐夫在杜娘家厨房里拉着绳子另一端为我保险。我胆战心惊地重演了跨越天险一幕。不过，自己一试才知道，跨过这两个窗口并非易事——在九十度的角落里，还有两家的窗扇挡着，朝下一看，也是万丈悬崖，令人心惊胆颤。要跨过去，首先要伸出一只手，紧紧抓住对面一扇窗户边缘，然后侧身让过窗扇，再迈很大的步子才能够到对面窗台。而且，比当年小奇还麻烦的是，这时候我家已经装了窗纱，幸好我偷懒只是用图钉钉上的，所以我先用脚蹬掉我家的窗纱，然后手扶支出来的窗扇，小心翼翼地迈步跃入我家。回想起来，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希望孩子们千万不要再度模仿。

等我打开家门时，等在门外的母亲看了我身后一眼，疑惑地问：＂你三姐夫呢？＂以后这句话被我们恶意演绎成：＂你三姐夫咋还没跨过来？＂并常常取笑母亲，母亲每次听了并不分辩，只是和我们一起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