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来，满眼灾难图片，满耳救灾信息。为之扼腕，为之长叹。昨天捐了一点钱，以尽绵薄之力。

我对地震历来敏感，唯独这一次有些迟钝。

32年前，在大连体验过那次地震。当时住的是海边水产学校十几人一间的招待所，那日凌晨，地震前几分钟我不知为何突然醒来，在海涛声中忽然听到似火车开近的声音，接着床铺剧烈摇晃。我中学学过地震知识，最先反应过来并大喊“地震”，全房间立即乱作一团争相逃命。情急中一客人竟从二楼楼道夺窗跳下。我可能属于离震中最远的“地震受伤者”——黑暗中拥挤逃命，后背被木床上早已损坏的栏杆尖端戳破。同房间一个安徽客人在东北买的黄豆撒了一地，滑倒多人，但他不逃命却趴在地上收罗并大喊“我的黄豆”!一东北客人笑骂道：“命都顾不上，谁还顾你的黄豆！”当时安徽极其缺粮，那些黄豆可能真被他视为生命。其实这次地震对大连的破坏很小。

那时年轻，加上根本不知道唐山地震的严重，仍然决定按计划乘船离大连去上海姐姐家玩儿。几天后买船票准备返回大连时，风闻船过黄海当天要海啸，仍不在乎，让姐夫买了最便宜的货舱票，9元钱。当时上海港不准进港送客，只能独自上船：身背姐姐送父母的50斤大米、50斤富强粉、10斤绿豆、5斤白糖，加上若干水果和随身行李，计150斤，步行约1公里才登上轮船码头的跳板。船行海上，因黄海狂风暴雨，本可全开的货舱盖只能开一条缝，也没人敢上甲板。席地坐在刚运过玻璃纤维的舱内，就像锁在巨大的铁柜子里，只听惊涛骇浪轰然撞击船舷的巨响，声声摄人魂魄，全货舱几百人一夜未眠。时值八月，货舱密不透风又紧靠最热的轮机舱，不断有老弱妇孺因极度闷热缺氧加上惊恐而昏厥。海啸终于没有发生。现在知道，即使海啸，岸边危险远胜海上。

1985年在加拿大。一日课堂上忽感脚下震动并伴有隆隆声。又是我最敏感，立即大叫：“Earthquake”，并迅疾钻到课桌下。教授与众学生大惑不解，面面相觑，以为我中了邪。一小时后，传来消息：多伦多附近发生地震。现在想来，当时师生们没有响应可能也与我英语发音不准有关——试想，假设我正在中国课堂酣畅淋漓地传道授业，一个喀麦隆或伊朗或越南留学生突然跳起来大喊“顶针”，我们也完全可能听不懂他喊的实际是“地震”。当然，我钻到桌子底下的肢体语言加拿大教授和学生仍不懂，就不是我的问题了。教授后来说，他50年代末从英国牛津迁来加拿大，从未经历过地震。

世纪之交，北京的地震我也经历过几次。一次骑车返家，发现我们小区高层建筑下人头攒动，一问才知道刚刚地震，电梯里下来惊魂未定的人说就像坐在乱晃的吊桶里。另一次晚饭时感到楼板震动，抬头发现吊灯微晃，我急忙说：“地震”！但家人们只说了一声“哦”，又吃又喝，处变不惊。前几年北京的确小震不断，人们已经麻痹。

2005年去日本访问，第一站是福冈，下飞机后从当地导游口中知道几小时前刚发生地震。路上发现某处马路有一些裂缝，问过导游确认是地震造成。在九州大学的实验室走廊里，震落的天窗玻璃碎片仍满地都是。可是我们所接触的日本人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一个人主动谈起刚发生的地震。看来这在日本的确是家常便饭。

20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半左右，我正坐在办公室电脑前，忽然感觉一阵轻微的眩晕，马上联想到地震，但又认为是自己血压不正常。过后，北京很多人都说这次与往常不一样，没感到震动，只感到眩晕。

次日，还没有意识到灾害的严重性。之后不断传来的信息让我感到有必要电话问候一下四川的亲友。兄嫂一家在重庆无事，但嗔道：“你是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中最后一个问候的”。侄女在成都，座机手机均不通：“您拨打的电话号码不存在”。试一下短信竟通畅，马上收到回复：“昨晚在家睡的，一切安好”。然而，另一重庆铁哥们回短信竟称：“我认为重庆的震感与北京是一样的，不必担心” ，似乎对我的问候不太领情。

灾难面前，巴蜀人民仍不乏天生的豁达与幽默。外甥女婿在大邑的父母电话里说：“衣柜电视机都倒了，房子和人没倒”。同事的四川叔父地震时正在水田劳作，忽然天旋地转，以为是自己生病，但再一看，水田里一畦水在剧烈荡漾，几乎泼洒罄尽。那边像没事人一样问：“见过田里的水像洗脸盆的水一样泼出来吗？”西南交大一好友从灾区回我对联短信：“神州共震迎奥运，华夏抖擞反藏独”，横批“震撼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