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写了一篇关于汉语标点符号的博文，我提出顿号没有存在的必要，应该取消，引起了网友的一些讨论（包括在凯迪网论坛上）。这些讨论对我很有启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所以，我在讨论中进一步提出，顿号的确可以解决并列关系在书面语言表达时的歧义性问题，但读出来时却仍然解决不了歧义性问题，所以即使我们承认顿号有一定的作用，这作用也有限，因为它只能解决书面语言问题，不能解决口语问题。

这个话题引起我对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思考：为什么中国人学英语注重书面阅读，不注重口语？其实，中国人虽然也知道口语的重要性，但学习口语的途径却仍然主要是从书上来——背课文，背例句，研究语法结构。这种学习方法与外国朋友学外语大相径庭。我在英国曾问过一位英国学生对我说的英语的感觉——是不是“broken English（破碎英语）”。他客气地说：“不算‘broken English’，但觉得是‘grammar English’（文法英语，书面英语）”。我当然承认这一点，因为我的英语除了“库存”的少数现成例句外，都是根据语法实时“攒的”。英语教科书我读了不少，但说英语时，仍然可能是“语法中规中矩，中国习惯造句，用词随心所欲，对方猜来猜去”。

不仅我自己，中国人学英语大多是这种习惯。李阳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就出了《疯狂英语》。有人说中国人不重口语是英语教学方法错误所致，但我觉得不完全是这个原因。真正的原因可能在于汉语本身的特点，即：汉语是口语服从文字的，不像西方是文字服从口语（注：这句话来自韩少功）。汉语是与象形文字有渊源的表意文字，也就是凭字的形状而非读音辨识的文字。汉语的这个特点，使得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绵延数千年——即使发音完全听不懂，但完全相同的文字成为联系东西南北和前朝后世的坚强纽带。

西方采用的是拼音文字，古代的游牧部落到处迁徙，语言发音不断变化，文字的拼法就随着变化，这样一来，本来相同的文字也逐渐变得面目全非。正如通天塔的故事，人们的沟通失去了共同的语言，所以，欧洲变得四分五裂（因此，我认为大陆不应该再单方面改革汉语或简化汉字，否则两岸统一会失去最宝贵的共同基础之一——书同文）。

古代汉语的书面语言以简约为宗旨，连当时的一般老百姓也既看不懂又听不懂。但这种书面语言随时间的变化很缓慢，今天有较好古文基础的人对两千年之间的文字都大致能看得懂。西方书面语言则相反，念出来当时一般大众都听得懂，但随时间的变化非常大，几百年后就只有专家才看得懂，而且某一时段的语言只有特定的专家才看得懂。

汉语对中华的统一功莫大焉。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汉语因此也变得越来越注重书面表达，不注重口语。例如，文言文几千年来美轮美奂，却无法成为老百姓的语言（也有外国人学中文不重实践，又不小心学了古文，说一口流利的文言，令国人不知所云）。当然，中国各地的老百姓也发展了自己的口语系统，也是博大精深，妙不可言，代表人物如赵树理，如侯宝林，如赵本山。正因为主流文化不重视口语，所以文人学士读书做文章就与日常口语完全割裂开来。

不仅古代的文人只注重汉语的书面表达而不注重口语，这个传统对近现代的影响依然很深，顿号的引入就一个例子：只考虑书面可以简约和无歧义地表达并列关系，却未考虑对于口语是否起作用。我理解当初引入顿号也不是无事生非，而是由于汉语的并列成分经常引起歧义，用文字叙述方式来避免又造成重复，不如用顿号简单。但这仅仅是从书面表达来考虑的。其实，汉语是“并行”结构（不像西方语言是“串行”结构），所以有些重复或补充说明是无法避免的，仅靠标点符号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的、地、得”的使用，它们的发音一样，却要承担区分词性的重要任务，把本该由口口相传解决的问题交给人们用语法来实时地判断，这就使大多数人都无法很好掌握。

一位凯迪网友与我讨论时举例说：“‘松鼠看到绿绿的青草，高大的松柏突然就疯狂了’，中间的逗号应该改为顿号：‘松鼠看到绿绿的青草、高大的松柏突然就疯狂了’——这样意思才真正明确。如果是逗号，意思可以理解为松柏因为松鼠看见绿绿的青草而突然疯狂”。咋一看，这话很有道理，但这段话显然来自童话故事，难道我们发誓不让妈妈们读给小朋友听吗？可当小朋友听这句话的时候，顿号还是逗号能分得清吗？不是仍然有歧义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写成也读成“松鼠看到绿绿的青草和高大的松柏突然就疯狂了”呢？

正因为中国文化人历来重书面不重口语，今天我们学习英语，也带着这种一切从书面出发的习惯当然就情有可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