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甘先生的破汽车

80年代在加拿大H市学习过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华侨甘先生的。甘先生那时候50多岁，是个前鸡胸后罗锅的侏儒，身高仅1米多一点，他主要靠出租房子给中国留学生为业。尽管这样，甘先生自信心很强，总是以华裔成功人士自居，中国留学生的联谊活动他逢场必到。大家对他的感情非常复杂：一方面，他为中国留学生提供了全市最便宜的住房，也经常帮中国人一点小忙；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十足的守财奴：他出租的房子里，所有的家具——桌椅、柜子、床垫、电视机、地毯等等，都是从垃圾站捡来的，特别是地毯，全都是污迹斑斑，弄得整套楼房到处散发着奇怪的气味儿。就是这样的地毯，他还要求房客们必须穿上他准备的毛线拖鞋（不知哪里弄来的，也是脏兮兮的）。当年英国音乐剧《猫》刚刚在北美上演，广告满街都是，所以，我到他的房子里做客，总联想到那个音乐剧中在垃圾堆里生活的一群猫。

甘先生居然也有一辆汽车，不过简直破烂得不成话，我怀疑也是从汽车分解场捡来的。由于H市冬季雪很多，一下雪马路上就要撒盐融雪，这样一来，所有的汽车，只要过上一冬，车身下部就会腐蚀得锈迹斑斑。但是，甘先生汽车的四个车门下部有巴掌宽一条已经完全腐蚀掉 了，车门要使劲踢上几脚才能关上，而且要用绳子拴上才不会开。我坐过他的车，这车开起来的噪音赛过拖拉机，而且车后浓烟滚滚，车门下巨大缝隙吹进来的灰尘扑面。我不明白，为什么加拿大交通管理部门会允许这样的垃圾车上街。实际上，加拿大街上为数不少的汽车都是破破烂烂的，如果在北京绝对是要强制报废的，但甘先生的汽车确实是破烂得登峰造极了。

七、至高无上的school bus

 美国加拿大都有专门接送小学生的校车（school bus），这种车外形基本统一，都是黄颜色，车门旁边有一个八角形的大牌子，上写“STOP”，可以转动90度。这种车具有无上的优先权。一次我在街上走，在十字路口有一辆school bus突然停下，随着车上那个八角牌子砰地转过九十度，四面八方的车辆立马全部戛然而止，空旷的十字路口所有驾驶者都在静静地目送一个小姑娘慢腾腾从车上下来，然后大摇大摆穿过马路扬长而去，而路口并没有任何一个警察。那school bus离开之后，十字路口才又继续开始车水马龙。这一幕真的让我震撼、让我眼睛潮湿，因为这让我想起国内小外甥女每天上学冒死穿过马路时的惊心动魄。

school bus

八、在维也纳机场过夜

我想世界上曾在飞机场过夜候机的人大概不多，我却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

那是90年代中期去斯洛文尼亚访问，酷爱古典音乐的团长非常希望回国时能顺路到紧邻的奥地利观光，朝拜他向往已久的维也纳。由于走得急，在国内没办成奥地利签证。到卢布尔雅那后，团长对接待我们的克劳尔先生说起这个愿望，克劳尔先生爽快地说：“我去奥地利使馆帮你们办签证，应该很容易。”晚上克劳尔拿着我们的护照回来了，一脸沮丧地说：“对不起，签证没办成，其实我昨天刚给一个访问团办过。看来原因是咱们都是发展中国家，而你们要去的却是发达国家。”

我们回国的国航机票是在法兰克福登机，从卢布尔雅那到法兰克福一段没有国航班机，买的是法航机票。对什么事情都非常果断并很有原则性的团长说：“没关系，我们还是试试运气，先在维也纳落地，到机场再办过境签证。我已经查过了，去法兰克福的下一班飞机是第二天下午的，我想移民局不至于让咱们在机场等24小时。当年我去瑞士，在法兰克福机场办过过境签证，在法兰克福玩过一天。不过，在维也纳的食宿费用出访计划里没有，要由我们个人出”。于是，我们先乘法航班机飞往维也纳。

飞机降落到维也纳机场是中午，团长信心十足地领着我们拖着大箱小包一起到机场移民局办公室去办过境签证。我兼任翻译，所以团长派我去柜台前交涉。签证官翻了翻我们的机票问我：“你们为什么不直接飞法兰克福，到维也纳来干什么？”我讨好地说：“我们知道维也纳是音乐城，想领略一下它的风采。”签证官摇摇头说：“对不起，你们事先没办签证，不能出机场。”我有些急了，说：“下一班飞法兰克福的飞机是明天下午的，你难道让我们在机场过夜？”没想到那个签证官竟然轻浮地说：“在机场过夜要比在大街上过夜强得多”！对这种公然的侮辱我极为愤怒，对他嚷道：“我们已经买好了回国的机票，并不想滞留在你们国家，你看看我们这位团长已经将近70岁了，难道这就是你们西方国家的人权？”身后的团长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也怒气冲冲地用英语朝那家伙嚷了几句，但那家伙根本不理我们，开始招呼下一个。现在想想也好笑，我当时居然拿人权来上纲上线。不过当时我确实有一种巨大的屈辱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其实团长那年还不到70岁，大概是66岁。

我们只好悻悻地回到候机大厅，找了个地方坐下来等待。下午的时间还好打发——我们把机场的所有免税店都转了个遍（当然什么都不买）。午夜后，机场没有任何飞机起降（我过去并不知道国际机场后半夜也是没有飞机的），所有的商店都打了烊，空旷的候机大厅中只剩下我们4个中国人和推着车打扫的清洁工。我问团长：“您不是说在法兰克福办过过境签证？”团长支吾着说：“啊，是的，不过那次是瑞士航班出了问题，人家瑞士航空公司安排我们在法兰克福住了一夜。”原来如此。

躺在长椅上，我久久无法入睡，心中在暗暗诅咒那个签证官，诅咒奥地利，发誓永远不再到这个鬼地方来。当然也为自己的国家不强大，到处受人歧视感到窝囊。我发现鬓发斑白的团长也翻来覆去睡不着。就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位年过花甲的大学副校长，带领着三名教授副教授，蜷缩在异国机场冰冷的长椅上度过了漫长的一夜。

                    让我没齿难忘的维也纳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