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凡是能称得上专家学者的，引用外国人的研究成果，决不会当二道贩子（即把别人译本的语言直接引用），那不仅要被同行看不起，而且是很危险的，因为中译本很可能有误译。如果实在找不到原著，参考的是译本，也一定要说明译者是谁，这是起码的学术道德，因为翻译也是一种再创作。我想，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也应该如此。

余秋雨自诩为研究“中西大文化”的“大师”，而且他也经常今天康德，明天罗素地卖弄。前几天，他可能读了罗素的《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就在凤凰台拉拉杂杂胡扯了好几天。可他并没有说参考自哪一本书，是原著还是译本，这是很不严肃、很不道德的。因为既然他要作为学术问题研究西方学者的著作，就必须有第一手资料，必须读原著。即使读不懂原著，也要说明读的是哪一本译本，否则就是窃取他人的劳动成果。

我断定余大师读的《中国问题》不过是中译本，因为他用的语言很多都来自某中译本的原话，但不知余秋雨是否敢于承认这一点。他若不服气，想证明他读的是英文原版书，正好我手头有一本英文原版“The Problem of China”，我愿意事先摘出几段发给某个网站，如新浪或凤凰，请余秋雨在工作人员监督下当场翻译出来（可以借助英汉字典），然后由网站发布原文和他的翻译结果。

如果他不敢应战，就请不要再自吹是研究“中西”文化的，因为在学术上的二道贩子是算不上学者的。

（接受云山自许的建议，将文中原来的“二传手”改为“二道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