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二

这本书所录文字以“札记”形式成篇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有人会认为这是否不大像学术文集。这同我个人的指导思想有关。这里想说几句题外的话。我是一个京剧业余爱好者，从小喜欢看戏，后来也学着唱戏。而我在唱戏时总爱唱配角。不是我不会演主角，但思想上一直有这样一种考虑：与其演主角使人感到不足，毋宁演配角使人感到有余。我写文章亦复如是。尽管有充足的材料和有把握的观点，我始终不愿意摆开架势，羼入水分写成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而宁可长话短说，尽量压缩篇幅，写成一则读书札记。1987年我为北大《全宋诗》研究生班讲授宋诗，其中有一章讲到两宋词人的诗；两个小时的讲稿再加上一些补充材料，我只用来写成一篇千余字的短文。我为研究“西昆体”，曾做过若干卡片，画过好几张表格，费时近半年之久，最后写成《西昆体平义》一文，发表在《文学评论》上，还不足四千字。这就是我这本选集“札记”多于论文的原因。

还有一点想法，在这里附带谈一下。我一生没有写过一部专书。不是我偷懒或心多旁骛不肯下功夫，而是认为，写一部有头有尾、章节缜密的专著，其中必有若干章节不是自己的“强项”，未必能在这些章节中写出真知灼见。那么，为了使一部专著结构完整，势必在自己的“弱项”环节要稗贩前贤成说以足成之。与其如此，还不如只把属于自己一得之愚的内容抽绎出来单独成篇。这也就是我这本自选集中所收文字显得零散琐碎而而缺乏完整体系的缘故。然而方面广、头绪多并不等于杂乱无章。在我所曾染指的各个业务领域，我在进行研究或决定写出自己一得之见以前，思想中早已存在这门学问的一个“史”的概念。只是在落笔时没有着意去刻画勾勒其“史”的轮廓线索罢了。

三

应该承认，我对经史诸子都很有兴趣，也进行过一些研究探索。但我是把这些学术专著都当成文学作品来看待的。尽管如此，关于群经的今古文问题，宋学与汉学的着眼点问题，我也必须进行细致深入的比较分析。为了治群经和诸子，我不得不先去学习一些有关文字、声韵、训诂方面的知识，运用考据学、校雠学的手段，以达到研究义理（思想内容）和辞章（艺术表现）的目的。这就是我开始做学问的起跑点。

由于我把经史诸子都当文学作品来读，我必须要努力排除门户之见，而采取“综合治理”或者说融合各家之长的步骤，来对待经今古文、汉学与宋学这一类的问题，比如对《诗三百篇》，我就不专主《毛传》、《郑笺》而旁及三家诗；对《春秋》三《传》，也力求把《左传》和《公》、《榖》融合起来；对待《论语》，只要有卓见胜解，我并不专主汉儒旧说或程朱学派，而是“择善而从”。下而至于对待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也力求其“通”而不做“自我封闭”式的傻事。但只要自己有所发现或有所发明，而且能自信可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也就不轻易改变观点、动摇主张。我相信，自己的一得之愚，多少是能够经受得起时间考验的。一旦我所持的观点被真正强有力的证据所推翻，我想自己也不会盲目护短，死不认错，而置真理于不顾。从学风来看，我治学的态度宁失之于保守，却不想追时髦、赶浪头，“曲学以阿世”。学术成就大小多寡是客观存在，必须由他人评说；而治学态度则是由自己主观意志决定的，是非优劣，冷暖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