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11月13日，当时我刚从纽约飞抵北京，准备第二天转飞机去成都接受四川省的规划顾问评书的时候，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父亲过世。当时，我非常的难过，抱着枕头哭了一晚，特别谴责自己身为长子，没有在他去世之前，留在他身旁，见他最后一面，因此，每年到了这一天，我都吃斋一天，以表示对他的怀念。

 

我在2年前，曾写过纪念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并刊登在拙作，2005年由新华社出版，《十年规划中国情》的书中。今天，是他过世12年，中国12生肖一轮的一天。父亲的一些学生，在海外买不到我的书，所以希望我将这篇文章，重新放在我的博客上，以让认识他的人，以及他教导过的学生，能够缅怀他。在此，我厚颜的将这篇文章，再一次的刊出。再次告慰在天之灵的父亲。

 

饶及人
2006年11月13日星期一于香港

 

我的父亲

 

有人说，男人在十岁时，最崇拜父亲，因为他什么都懂，二十岁时，却嫌父亲啰嗦，管得太多。三十岁时，觉得父亲并不怎样，认为自己肯定干得比他好，到了四十岁时，才发现自己很佩服父亲，当年不易，在那个环境下，居然还可以如此干。到了五十岁时，猛然发觉，自己愈来愈像父亲，连教导下一代的话，都说得差不多……

 

父亲原名饶有揩，后改名为饶达。1931年出生于浙江青田季宅乡引坑村。父亲自小，便十分聪颖，有过目不望的天赋。喜爱读书。当时，村子里的风气仍很闭塞，种田务农是大多数人的出路，后来，他由青田县晓园小学毕业后，为了读书，与病危的祖父说，他希望继续读书。祖父当时给祖母说，就让他试试看好了。后来他进入了青田师范，之后，战争暴乱，也漫及到这偏远的乡下，经常有绑匪之事，为了安全，他爬山涉水，到了上海，投奔他的表姐夫毛令爱先生（我日后称为姑父），当时毛先生在国府当宪兵官员。之后，动乱到上海，毛先生带着年仅十八岁的这位表亲，到台湾避乱，结果就待了下来。但在台湾，他仍热衷于读书，经常自习。当时，军队生活十分清苦，物资条件十分缺乏，同乡们为了给他更好的机会，又认为他是师范毕业，应去申请教职。结果，他在二十五岁时，考上教师资格，被分配到台湾南投鹿谷乡，内湖村小学教书。由于他勤奋好学，做人诚实感动了当地出租车绅，村长张住贵先生。不过这位张村长是一句国语都不会说，而我父亲当时是一句台湾话都听不来的人，但张村长认为他是个人才，不但收他做义子，照顾他的生活。后来还将他的外甥女陈美玲小姐介绍给他成家（她就是我妈妈）。当时他以一位不会说台湾话的“外省人”不但与张家相处融洽，而且在父亲去世那么久，至今，我仍有许多住在鹿谷的血缘上是“表舅”，如张玉桂，张玉西。。等等，每次见面，都纠正我，要叫他们“叔叔”，而不是“舅舅”。而他当时，在鹿谷乡，内湖国小教的农民小孩，很多非常怀念他。我曾经与他由我的外公家，爬上后山，一路上，均会有农夫，从田里出来与他打招呼，可以感受到，他们对父亲的感情。

我的父母在1955年，成了亲.当时在乡下，父亲一直没有被环境击败，我记得，他曾经常告诉我，人生的目标就是“奋斗，再奋斗”。后来，他自学考上了普考，取得进一步升迁的机会，在我四岁时，调开鹿谷乡，到南投草屯镇任职，由乡下慢慢走入乡镇。后来，他考上高考，又被调到台北空军子弟小学（空小）教书，我们一家也是在1963年，我六岁时，搬到了台北。

 

当时空小条件很差，学校分给了他一栋在校附近，不到50平米的竹篱房子，原是间仓库，放奶粉，以及杂物用。而我们一家，当时五口人，就在台北定居下来，直到我们在1973年，离开台北为止。当然，后来小孩大了，1967年，又多了我小弟弟，饶恕人，因此，房子在1968年时，也改成砖房，并加了个15平米的房间。

父亲在空军子弟小学教书时，为人非常幽默，常会用一些新式幽默教法，启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我记得，在我六年级时，有一次他来代课，不但教了一些很有用、好背的心算法，同时也让同学笑了整整一堂课，他的诙谐与灵智，至今仍让他的朋友津津乐道。

 

在空小教书，他得到当时校长陈鸿涛先生的赏识破，不久，便升他为教务主任。但他不因此满足，不但去师大中文系学习甲骨文，又去参加了中学老师的鉴定考试，于1969年，拿到中学教师资格，后来转到台北仁爱中学任职。我与弟弟、妹妹（饶淑）也因为他的关系，空小毕业后（那时，由于台湾实行国民九年义务教育，空小改制，成为怀生国民小学），又都转到仁爱中学读书。我记得，仁爱中学离家要走30分钟，为了上下学，他去做了家教，赚些外快，终于家里买了三架自行车，我们，经常结伴，一大早出门喝碗豆浆，然后前后骑车，沿着复兴南路，到学校。沿途上，都会有学生喊“饶老师，早。”可见他的确是受到大家的爱戴。

 

在仁爱中学，他以出色的文笔，很快获得校长赖晚钟的赏识，不久便提拔他出任教务主任。但他认为当时台湾的填鸭式教育，不适合年青人，加上我大弟弟，立人，人很聪明，并且棋下得十分好，但考试成绩并不好。因此，他很希望将我们带到美国，透过青田同乡的帮忙，他在1970年，留职停薪，请了年假，到纽约做小生意。但从教职转入生意，并不好做，因此，他半年便回来了。但一年后，1972年，他在同乡王朝坤先生与周梦麟先生的怂恿下，又到了纽约，从事礼品买卖生意。也就是这一年。台湾退出了联合国，当时，台湾岛内，人心有不少动荡，父亲立即回台，照顾妻小。后来，我弟弟立人考高中并不理想，而我当时，正在成功中学念高一。父亲在与同乡讨论后，毅然决定，放弃在台基础，举家移民美国。

当时想法虽好，但我当时已经到了台湾规定的服兵役年龄，已经满了16岁，被限制出境。父亲认为，在台当兵对一个男人的发展影响很多，因此排除万难，变卖家产，送礼，跑关系，将我们全家的移民签证在1973年办了下来，可是我离开台湾的出境证，却没办好。。我记得，当时他说，若“及人走不了，则全家留下来”。好在，当时，透过不少关系，国府破例网开一面，给了我一张七天有效期的出境证。而父亲就在七天中，张罗旅费，卖了房子，买了机票，便匆匆忙忙带着全家，在1973年的11月，由台北松山机场，乘座飞机到夏威夷。临行前，美国领带馆交给了我们一个公务圆筒，上贴着封条，并再三嘱咐，不能私自撕开，必须在飞机一降落报后，交给当地的美国移民官员。后来，到了夏威夷，我将筒子交给移民官员后，大约半小时，我们就全家拿到了“绿卡”，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筒内一直装着它们。这个筒子我一直保留在手边。

 

到纽约后，人生地不熟，但父亲的朋友与同乡多，我们便在布朗士一栋旧公寓里落了脚，后来安排我们上学，之后，又搬到纽约市牙买加（Jamaica）区，我与大弟，以及妹妹，都是在那里高中毕业，然后上了大学。

 

我们一家移民到纽约时，父亲已42岁了，英文说着，带有很浓的口音，洋人很难听懂，但他不后悔放弃他过去的一切。他认为，他的牺牲能为子女换来更大的幸福，他街边摆摊、提卖，将我们四兄弟姐妹陆续送入知名大学，目前大家均事业有成，儿女成群。

 

父亲其实心脏不好，在20多岁时，心室扩大，之后，并不理它，到美国后，在1979年，心脏扩大，换了猪心瓣膜（可使用十年左右），开刀十多小时，之后，在母亲细心照顾下，又练了气功，才逐渐恢复。不过，在1991年，又换了一次。但到了1993年时，心脏又不行了，医生说，心脏瓣膜已失去了功能，必须换心，若不换心，只有六个月的生命。当时，他召集了大家开会，这也是全家最后一次的家庭会议，他当时意志坚强，看着都各自有成的子女，对我说，他已够本了。我们也无办法，只有，同意换心，没想到，开刀后，发现药物不适当，有排斥现象，一直没出院，在加护病房。在1994年11月13日，当时我正在北京，准备第二天乘机去四川成都接受四川省顾问聘书，传来噩耗，死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基督教长老医院，享年63岁。我事后，无法补足我的孝道，好在纽约市政府对我不错，在出殡时，派了警车开道，在纽约办了个较隆重的追悼会，侨界，主流社会，来了许多人，大家送了许多挽联、花篮，也算给他荣哀。

 

其实，由于我从小时较木纳，不善言语，不会下他最拿手的中国象棋，我与父亲并不亲近，反而大弟弟立人一直是他的钟爱。但父亲对我的管教非常严，我们移民到美国后，为了让我们学好英文，特别不住华人多的地方。但又怕我们忘了中文，又经常到中国城，借中文小说给我们阅读，从台湾订阅“国语日报”要求我们看，并要我用中文写日记，他有时还抽查，错一个字，打我手一板。我其实也不愿意太接近他。后来，我选了进建筑系就读，他常说，我学的是建筑与规划，将来最大的市场在中国，而我身为炎黄子孙，不管再怎么被美国社会接纳，我都有帮助中国的义务。很可惜，他没看到我在他老家，青田所规划的飞鹤山庄，以及旧城“圣旨街”改建的项目。

 

父亲苦研中文文字造型，发明了计算机中文，饶氏笔形输入法，仍是世界目前能做索引的最快输入法。可惜他不会做生意，也去世太早，没有享到物资富裕的结果。

 

父亲说，他一辈子穷，没有钱财留给我，但他说有一天，我会明白他奋斗的精神，以及坚持要我保持中文的苦心，他经常说：出生低微与穷都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有志气。作为华侨，绝对不要有异乡做客的心理，必须“入境随俗，就地扎根”。我后来能在洋人政治中抢有一小片天地，如今在中国经常用中文演讲，他的功劳不可没。

 

先辈的风范，将永远留在后代人身上。父亲一生的奋斗，将被我们永远怀恋。现在，我发觉自己在与儿子、女儿讲话时，发现我的用语，与父亲当时教导我的话愈来愈像了。真是验证了古人的老话。

 

饶及人（James Jao）

初稿写于二OO四年四月三十一日，由北京飞往纽约的班机上
。 完稿写与九月十七日，我阴历生日。2006年11月13日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