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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黑的特里尔黑堡是“二战”的见证，这个以理性而著称的国度，却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1997.9 德国特里尔

无论在柏林、纽伦堡、慕尼黑，还是在东京、京都、奈良，我常常把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放在一起比较。尽管各为东西方民族，但他们那种严谨、刻板，以及服从性是那么相似，同时，这两个国家又都成为二战法西斯的策源地。

这两个民族的严谨、刻板，归结到一点，就是遵守秩序。一次，德国一个邮局窗口排着一长队的人，最前面的一名女顾客叙叙叨叨总是问个没完，身后一位老太太等得心急，很有礼貌地请她长话短说，岂料反遭抗议，声称这是她的权利。这时邮局人员也大声地命令老太太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老太太无奈之下表示，她只是希望女顾客能照顾后面这么多等候的人。可是没想到，后面的人大都保持沉默，只有一名妇女说：“请不要把我们牵涉进去，我们有嘴巴。如果我们有意见，我们自己会说。您只是为了您的利益，但请不要用我们的名义。”老太太讨了个没趣，末了还得表示欠意，因为她打扰了秩序。日本地铁在上下班高峰期，人满为患，以至于上车时不得不使用职业的“助推员”。即便如此，日本人在等车和上车时，都规规矩矩地排队，很少见到争先恐后的景象。在日本陪同我的导游，天气炎热时仍是西装革履打扮。我多次劝他脱下衣服风凉会儿，但他执意不肯，他说这是公司的规定，谁也不能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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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级森严的体制和习惯下，日本人表现出更多的顺从性和同一性。——1995.6 日本东京街头

服从性也是这两个民族所共同具有的。日本人充满着合群倾向，他们把个人主义从属于所在的集体。在等级森严的体制下，日本人表现出更多的顺从性和同一性，我从上下班人群那单调职业服装，到满脸堆着无意义的笑或者干脆无表情，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新加坡有个坟地，埋葬着一万余名二战期间死亡的日本军人，其中包括日本南方派遣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元帅。一万多士兵的尸骨被集中在一块儿，只立了一个矮小的石碑，军官依官衔分别立了个人的木碑、石碑和大理石碑，而寺内寿一则立了一个大墓。让人吃惊的是，这座大墓竟是在英军战俘营的日军俘虏偷偷采运石料，星夜秘密运送到墓地修成的。这些石料全部采自日军与英法联军激战过的一座石山上的石料，因为好多石块上都浸染了日本军人的鲜血。而德国人，更是习惯于听从命令，服从精神权威。法国著名记者、外交家努斯入木三分地分析道：“‘忠于原则’在德国是一个可以用来为一切错误道歉的理由：某人欺骗了他的同事，给无数人带来了灾难，以及将自己的孩子推进火坑---这一切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是处于遵守原则，履行义务！原则高于一切，并且永远正确。为了原则，德国人不惜牺牲自己，牺牲他人。如果一个错误的想法在德国人那里被定为原则，那么就很难再把它从德国人的头脑中去掉。他们然后会在这个错误想法的基础上构筑起一整套理论体系，再用最精细的方式对其进行分析，将之奉为效法的楷模。一言以蔽之，他们的分析方法是正确的，然而出发点却是错误的。他们在此基础上，以讹传讹，结果以正确的分析方法演绎出一大堆错误的结论。”

二战的起源，可以说是德、日两个民族或国家受挫后向他们各自的挫折源发起进攻的凶猛行为。德国在1918年被战败后，心理上受到挫折。邱吉尔这样评述道：“一个自豪的民族在战争中被击败，必定力图尽快重整军备，这是很自然的。”而日本民族因为岛国狭小，资源贫乏，天生就受到与生俱来的挫折。他们向往外部世界的广大而丰富的自然资源。德、日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精神运动。这两个国家都严重缺乏石油、铜矿和橡胶等资源，所以特别强调精神战胜物质。他们发明了整套语言符号系统，象纳粹德国的：这场战争是“血统与血统、种族与种族、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博斗，也就是灵魂价值同灵魂价值之间的博斗。”象日本军国主义的：“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较量，而是日本人信赖的精神同美国人信赖的物质之间的战争。”

其实，就是这种在绝对服从下的严谨和刻板，煽起了这两个国家的法西斯狂热。同样，武力的失败，使这两个国家战后将这一精神在经济上得到了顽强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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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琐见琐文——李小宁域外摄影散文集（欧洲卷）》（200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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