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支柱，加快实质性的城镇化发展是释放内需潜力、扩大就业、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关键。过去30年重在工业化，以工业化为核心，未来10-20年应重在城镇化，重在工业升级和城镇化发展的结合，通过大幅提高城市产业竞争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来提高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力。但加快城镇化发展，不是继续搞以土地扩张为核心、“见房不见人”的旧式城镇化，而必须走一条是以资源节约、效率优先，“见房见人”，以加快人口城镇化、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为出发点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一、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不是土地的城镇化

新型城市化完全不同于老式城市化。因为它是围绕着城镇化本质而推动的城镇化。城市化本质是人的城市化，不是房地产化，不是土地的城市化，房地产发展和土地的城市化都是人的城市化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一种内在需要，具有较强的被动性，附带性，颠倒过来的发展就必然使城市化发展道路走偏，阻碍实质性城市化，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

我个人认为，过去较长时间内，我们严重忽视了城镇化的本质，由此带有了许多结构矛盾和社会矛盾，未来必须尽快纠正城镇化发展的严重偏差。本质型的城市化被长期压抑，意味着巨大消费需求潜力被压抑，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风险却在集聚，推进以人的城市化为核心、以效率为中心的新型城市化，就是释放巨大的需求潜力和释放巨大的社会风险，使经济社会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在加快城镇化发展的讨论中，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这些人看到的是过去的老城市化的弊端，即以土地城市化、房地产泡沫化的不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这样的城镇化我们确实应该反对，不能否认过去，就难以前进。我们需要的是新型城市化，新型城市化有两个支点：一是人的城市化，二是城市建设要以效率为中心，这样才能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改善人们的生活，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力。除此之外，仅从个人、局部利益出发而提出的反对观点都是有害的。眼下有两个事例，可以反映这种有害性，如人们在对黄金周免收费政策的看法上，如该不该征收房地产税来抑制过度的住房投机上。反对者很少是站在公众利益上，都是从自己的得失来判断政策的好坏，这成为当今中国的一大风气，因此，严重阻碍了好的长远维护公众利益的政策的实施。

对国家将把促进城镇化发展作为下阶段重点发展战略，各有各的理解，一个普遍的理解是这又是房地产发展的大好机会，并成为继续大高“圈地运动”、把城市大饼继续摊大的重要借口，这样的理解可以说大错特错。我以为，以城镇化为重点的经济战略与前期以房地产为支柱的发展战略完全不同。城镇化是解决人的问题，是解决消费问题，而房地产化是解决投资问题，是让一些人（高收入者或中高收入者群体）通过房地产发展获得更多的投资收益，发财致富，政府也得到更多的税收和GDP增长的绩效。形象的话，就房地产与城镇化的关系来讲，两者都需要建房，但建的目的完全不同，如盖10套房子，不管用什么方式，10套房子主要是满足少数家庭（富人是没有住房问题的）投资需求（增值发财）就是房地产化，就是资产泡沫化发展，而建10套房子为的是满足10个家庭的住房基本需求就是城市化。前者不能解决大多数已经城市化人口的住房需求，更不能解决农民进城的基本住房需求，因此，这种模式实际构成了城市化的障碍。而后者完全不同，它以解决已城市化和将要城市化人口的基本住房需求为根本目的，既能有序推进城镇化（使城镇化与工业化共同演进，而不是工业化快城镇化严重滞后），使发展成果被大多数人（特别是大量的亟待城市化的农民）共享，同时，还能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和相应的公共服务需求。

二、新型城市化解决的是消费问题，不是投资问题

投资是必要的，为促进城镇化来加强公共投资是非常重要的，但投资不是目的，为此，必须纠正投资的方式或理念，不能为投资而投资（为GDP增加、为保增长而投资），而是有需求推动的投资，可称之为“有效投资”。它可以是前瞻性的（以创新和科学合理的预测作为前提），也可以是被动的，被消费需求特别是公共服务需求拉动的，40、50年前，发展经济学大家赫希曼在其名著《经济发展战略》对此有过论述，市场需求（消费）快速发展，对基础设施形成需求，政府便尽快弥补上这一缺口。但现在中国存在投资饥渴症，这种饥渴症明显与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当年描述的“短缺经济学”明显不同，是主动性的，人为性的，为投资而投资，甚至许多的投资为了私利（成为一些贪污、大捞国家和人民老处的“温床”）。因为很主观，因为为投资而投资，结果会形成大量无效投资，因为它缺乏最终需求作支撑，当然对改善人们的福利也自然有限。城市交通投资是最典型的例子，许多城市每年投了大量的钱建设了许多公路、立交桥、地铁，远比西方发展国家同阶段多，而交通拥堵却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又采取各种限制用车措施，这在全球城市发展中是没有先例。这样的城市化建设，不在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和平面结构上下功夫，只图一时的投资快速，结果当然是适得其反。我们反对的是没有最终需求支持的为投资而投资的投资，我们反对的是不经过科学规划设计的低效的公共投资，我们反对的是不“以人为本”、结果则南辕北辙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乱投资。

中国现阶段，投资不是问题（实际情况是许多投资是低效的，而且也易产生腐败，使得高投资是一个极大的发展弊端），有资金，有投资能力，更有投资冲动，保增长也好，稳增长也罢，刺激政策都不应多考虑刺激投资，相反，应是刺激消费，从消费端、从居民端考虑发展经济，而不是从政府端，从满足一些重点或特殊行业、群体的投资收益来发展和刺激经济。摆脱投资依赖必须放弃刺激投资的政策取向。在多数情况下，投资应成为被动的过程，就像发展房地产一样，房地产应是一种被动发展的行业，由需求来推动发展，而不是人为的创新需求，通过泡沫化来推进发展，结果当然是风险集聚，问题成堆。

一句话，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人的问题，建设高效的现代城市。解决人的问题，就是农民的第三次解放，提高人口城镇化率，给农民工公平的城市发展权，同时，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建设高效的城镇，意味着城镇化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节约土地、节约各种公共资源，提高土地和公共投资效率，避免过去那种铺张浪费、投资逐利、效率低下的旧式城市发展方式。

三、推进新型城市化，要做实做好四件事

一是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建设和发展质量。即建设“好用、高效”的城市，而不是建设“好看、不好用、低率”的城市。许多城镇发展理念是错误的，或者讲带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如要把某大城市建设成花园式或田原式城市，这不过是摊大饼、为炒房提供更好题材的一种美丽说辞而已。在汽车普及率很低的情况下城市交通拥堵不堪，就是低效率、好看不好用城市发展理念和方式的主要表现，这暴露出我们城市规划的严重不科学。我国许多城市规划之所以累累失败，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城市规划是短期经济利益导向，房地产导向，而不是以城市结构优化和功能完善为导向，不是以人们的生活便利、效率优先为导向。房地产建到哪路就修到哪，路与规划图是跟着房地产泡沫走，因圈地、建房是混乱的，所谓，城市规划便杂乱无章，好看不好用。城市规划最基本的原则，应是以交通高效率为中心来规划城市结构和功能，这既是提高城市发展效率的根本要求，也是便民化的内在要求，是真正的人以人为本。以住房为中心来规划和建设城市则是本末倒置，必然形成许多“反发展”的结果。

二是加快人的城市化，提高户籍城市化率。城市化的主体是农民进城，这才是城市化的本质，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人的集聚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让二元结构落后端的农民转化为市民这也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目标，所以推进城市化，就是破除一切阻碍农民转化为市民的各种障碍，加快这一过程，让其享受发展的成果，同时推进城市进步。所以，促进城镇化，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要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必须把重点放在降低城市化的门槛上。目前看，农民工市民化有三道大槛。第一道大槛是户籍之槛。即户口，现在的所有的制度和政策设计都分成城市与农村，是明显的二元体制，对农民明显不公。农民工这一称呼就是这种制度扭曲的产物。考学可以变为城市人，而到城市找到工作的农民就不能成为城市人，只能成为“农民工”。与农民工相对应的是“外来工”，即已是城市化人口，因工作和生活迁移到其他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其中大多数因大城市户籍的门槛高而不能本地化，即是说我国的户籍制度不仅是城市与农村分割，而且城市与城市也是分割的，“户口”不能跨城市流动。这样的障碍使我国城市出现了大量的半城市化现象，城市化质量受到严重削弱。第二道大槛就是过高的住房门槛。房价被有钱人抬高，实际起到了保护现有城市人口利益的目的（同时也损害了新城市居民的利益，他们买房成本被大幅抬高），让农民工和外来工无法本地化，形成强大的经济性障碍。甚至一些特大城市的官员毫不掩饰地说这正是他们阻碍大城市人口膨胀的策略。我以为，高房价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门槛，比户籍门槛所造成的障碍更大。第三道大槛就是教育按省域分割的门槛。这道槛阻碍了人口的跨省域的流动，也是导致我国农民工区春运大潮、人口流动成本过高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和老人问题等后遗症严重的重要原因。如果教育不存在省域分割，孩子就会随着父母跨省流动，一方面将提高人口教育水平和质量，另一方面可减少跨省际交通流，导致资源浪费和加剧交通拥堵。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许多障碍，但这三个门槛是最主要。只要把这三道槛打破，其他的会相应解决。

三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和着力加快制造业升级，强化城镇化的产业支撑。服务业发展，不仅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内容，是许多已发展一定水平的城市再上新台阶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扩大就业、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促进消费增长的重要发展点。“十二五”规划十分强调服务业发展，提出“大力发展服务业”的要求，特别是大力促进生活型服务业的发展，在许多城市，服务业发展将代替制造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这也是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过程。制造业升级和中西部地区进一步推进工业化，是城市发展的另一极。制造业升级，特别是形成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新竞争优势是我国人均收入由中等向中高或发达转换的关键。

四是加强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整体规划和建设，提高城市发展的综合承载力。交通问题已成为城市产业升级特别是服务业发展的巨大瓶颈，必须着力突破这一瓶颈约束。解决交通问题重在对城市交通结构的科学规划，重在效率和便民性，而不是重在好看、重在促进投资增长。要把科学规划城市放在“先位”，而不是把“建设、投资”放在“先位”，规划需要认真论证，需要许多时间来酝酿，也不是想当然的不去好好诊断城市病、城市交通问题，而盲目实施一些带情绪化的或长官意愿的规划。公共交通优先，到底是公交优先，还是地铁优先？地铁发展是解决交通问题，还是为促进房价上涨的“道具”？这些问题也么没搞清楚，要么不想搞清楚。花许多钱、大量投资城市基础设施，结果却使问题越积越重，这只能说我们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严重的不科学、低效率的问题，因此，不是人为的增加投资的问题，而是对原有规划和已建成的城市结构进行全面诊断，提出长远性的改进方案。解决了交通瓶颈，许多其他的城市发展问题应忍而解。城市综合承载力将会得到明显加强，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将会不断提高，最终幸福指数将随之大幅提升。

博主注:本文发表在<<南风窗>>,2012年第24期,对原文又做了点修改,标题加了一个"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