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坚持依年报月报统计数据搞好统计分析

1988年3月4日，钱德敏看到我写的统计年报分析材料中表明，去年查处案件数比前年减少，感到不好向领导交待。因为他们向领导汇报时说，去年案件是增加的。他要把这个对比数删除，我不同意，说这是经过层层统计得到的准确、真实的数据，怎么能轻易删除呢？钱德敏转而又想怎么向领导解释清楚，提出是因为省委打办室移交才导致案件下降的。对这一观点我不同意。我耐心跟他解释说，从统计数据上看，主要是计划生育和“文革”中犯错误的案件数下降幅度较大，因而才影响到了整个案件数的下降。

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国家实行“一孩化”后，基层抓计划生育工作很严，因而在这方面受到党政纪处理的数据一度大幅度上升。“文革”后清理“三种人”的工作也有个高潮，不少犯这方面错误而受处理的较多。这就导致这类案件占比数据甚高。高潮过后必有低潮，这类案件数量随之下降是很自然的事。

但主任还是十分着急，怕数据不准，上火了。其实我也很憋气。我早跟他们说过，应以年报统计为准，年报统计表明整体案件数是下降的，而这个统计数据完全是按照中纪委统计要求层层搞上来的，准确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们还是不放心，要我重新核实一下。我打了一通电话，邯郸、邢台、保定、沧州、承德等等，没有一家能把数字更改过来，还是我原来分析的那样。

每次钱德敏在审阅我写的月报分析时总有修改。有时他修改的文字已不是我原来写的意思了，因此我心里总感到有点不痛快，但我还是尊重他的意见，因为他毕竟是我的顶头上司。他发现有的地市当月立案数比结案数多，便提出疑问，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向他解释说这是合理的，还可能有这种情况，即有的地市当月根本就没有新立案件，但对过去的案件进行了处理结了案，在统计上也可以看到这个地市在查处案件方面是有所进展的。并进一步解释说，我在省委打办室一直是这么统计的，每月的统计表也都发到领导手中，没有听说有不理解的。但钱德敏还是把结案部分划掉。我不由自主地说出一句“都给我改乱了”的话。我不知他听到没有，要听到了可能会很反感的。但他没有吭声。他脾气还好，虽以上对下，但不对我发火，总商量口气。他告诉我说，他去书记白石那汇报时说，有的地市搞统计拖拉，白石说该通报一下。这正我一直主张的。

4月1日，杜泽鑫让我看二处写的有关各地市查处案件情况的分析材料。这是二处处长肖沫合送来的材料，其中引用的数据是他们通过电话询问索要的，和我月报统计的数字不一致。我认为，月报统计既然建立了，还应以月报统计的数据为准，不然各搞各的，劳民伤财，所取得的数据总不一致，作统计分析所得的结果就会不一閪，引起混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坚持按月报统计数据搞分析。

4月13日下午，白石召集省纪委全体干部会讲纪检工作思想转弯的问题，说要从大量查处案件工作中解脱出来，查案数可能要减少，主要精力应放在教育、监督等方面，工作要跟上，力量要有所调整，加强调查研究，使思想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各处室也要重新考虑新的工作安排。这是当时省纪委主要领导对办案工作的指导思想。当时，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各种思潮涌现，社会上发生要弱化纪检工作的说辞，不利于纪检工作的开展，对此省纪委予以了有力回击。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更要做好本职工作，如实向领导提供真实、准确、客观的数据，为领导决策服务，而不应单纯或一味地去顺着某一思路去做。

4月14日，我将《月报》交钱德敏审阅。老钱看到我的月报分析中表明案件查处数多于去年同期，又和他们向白石提供的情况不一致了。他们提供是情况是案件减少，后改为持平。钱德敏把月报分析交主任杜泽鑫审阅，说月报提供的情况和我们前段向白石提供的情况不一致，看怎么处理。我担心他们又要把月报中的分析数字删去，忙说：我们向白石讲的是查处案件数量大体相当，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案件数减少，这和月报表的分析情况差不多，不用删改什么了。我还强调说：白石讲话的稿子我还抄了呢，你还让我向各地市索要了机关立案数呢。杜泽鑫讲是那么回事，那不用更改了。杜泽鑫问我搞不搞各地市报送报表情况的通报时，我主张搞一下。

根据杜泽鑫的意见，我写了个通报材料，列出各地市报送报表的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这样的通报可能会引起某些地市的不满——因为有的是要受到批评的，但这样肯定能够引起各地市领导的重视，对今后报送报表规范化、制度化起到立竿见影的促进效果。

5月5日，杜泽鑫和钱德敏对我说，白石看了最近的案件情况月报后，说整理得不错，有分析有案例，表示满意。

我觉得白石有加强统计工作的想法或思路。领导需要真实情况，这样才能够进行宏观或微观指导。我们为领导提供及时而准确的统计数据，加以客观分析，才能起到办公室为领导决策服务的目的。我做统计工作，这正是我应尽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