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定州，看了贡院，又看文庙。

定州文庙，也就是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据说孔子死后第二年（前478年），鲁哀公就将其生前在曲阜的“故所居堂”立为庙。当时只有庙屋三间。后随孔子地位不断提高，孔庙规模也越来越大，建孔庙的地方越来越多。据孔府档案记载，明清时期，全国孔庙达1560处之多。定州文庙，始建于唐大中二年（848年），后经唐、宋、元、明四个朝代多次兴修与增修，明末兵灾被毁，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修复，今存东、西、中三个毗邻的北院，西院明伦堂现由定州师范占为校址，南院节孝祠于1988年博物馆重修。

孔子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孔子思想对中国思想文化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使中国文化能够绵延千年而不衰，历经劫难而不灭，容纳百川，消融干戈，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太学、立《五经》博士，建“察举”、“征辟”之制，确立以儒学为官方的统治思想。然而，真正把孔了创立的儒家学说的官学地位制度化的，则是隋、唐以来实行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即官吏人才选拔制度。一般平民百姓通过科举考试，可以挤入上流社会，跻身于官僚仕绅阶层，从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一种公平与平正，曾被孙中山称为“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西方现代文官选拔制度、我国现代教育制度和干部选拔制度都是中国科举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当年唐太宗在金殿瑞门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

定州这个地方，有祭祀孔子的文庙，又有科举取仕的贡院，把体现儒教与举仕的两个景点巧妙地溶于一地，使人感受到了传统思想文化的深邃、影响与奥妙。难怪每年高考都有不少家长领着学生前来参观拜谒，寄金榜题名之念。

科举制度是为统治者利益服务的，实行之初就存在流于浮华、过重形式、桎梏思想等弊病。明代以后，科举考试明确只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实行“八股取仕”。乡试、会试头场就考八股文，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写八股文的优劣上。所以，读书人为求取功名，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写好八股文上。

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比数”(段落)固定，字数相对固定，题目固定（限于“四书”），解释固定(必须依据朱熹的《四书集注》)，不准引用孔孟以外的百家之书，不准有作者自己的见解。读书人写作八股文的动机就是为获取功名，向上爬，把写好八股文当作步入仕途的“敲门砖”，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迎合主考意旨的心态，使笔头与心头分离，从考试内容的僵化到思想的僵化，以至于许多读书人入仕后仍然习惯于说“官话”，不说内心话。

早在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就曾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从另一个方面为维护其统治而实行的愚弄人民的政策，顾炎武将其比作焚书，可见其对八股文负面作用认识之深刻。光绪28年（1902年）定州著名士绅谷钟秀等人力开全国“废科举办学堂”之先河，光绪31年（1905年）清政府颁布《立停科举，广以学校》的诏书，在中国延续了千百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崩溃。

可以说，儒学兴，科举行，均是因为统治阶级的需要，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这就从内容到形式逐步走向僵化，首先使中国知识界思想僵化，进而促使中国社会的思想僵化，形成了一种中国社会思想僵化的氛围，使很多人养成了思想保守、眼光短浅、固步自封、好大喜功、不求进取、奴气十足等毛病，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严重制约作用。当今，有许多社会思想上的痼疾均可由此找到历史渊源。

在定州文庙内，笔者思：上世纪初，一些人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指出三纲五常、忠孝节义是“奴隶之道德”，是同“今世之社会国家”根本不相容的，把打击的矛头直指孔子，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如今，改革开放，科学发展，走和谐之路，对老传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一概否定，也不照抄照转、固守僵化，要为我所需，为民所需，为中华民族复兴服务，真正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不是也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