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同”迫于父母压力与女子结婚 称现实太无奈

　　 左利平按：此问题不但中国有，西方更是普遍。有些国家已经颁布法律允许同志们结婚，中国是情感和心理较为内向的国家，对同志问题有一个接受、认同的过程。不论对西方还是中国，同性恋，都是对人类情感、性爱和智慧的一种挑战。怎么办？接纳、认同，这是一个痛苦的历程！

“ 11月20日，江苏的一对男同性恋者结婚了。”转动着无名指手上的婚戒，李建的眼里写满了羡慕，“我也在等着这么一天！”作为“男同志”，他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他已婚了，太太是一名女同性恋者。
   互助婚姻，某网站百科的解释是：形式婚姻，“假凤虚凰”，指的是同志(男同性恋者)和拉拉(女同性恋者)结婚，组建家庭，实质上，“夫妻”双方在生理和人格上都保持独立。李建便是这当中的一员。
    互助，只因现实太无奈。
    婚姻，幸福背后的艰辛。
   “婚姻这个问题，我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安慰他们了。”
    作为独子，李建从30岁开始就饱受父母的“唠叨”，“什么时候带女朋友来见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从事法律事务的他，一直不敢向父母坦白的是：自己只喜欢同性，而且早就有了那个“他”。李建一直用“工作忙”来搪塞不在身边的父母，却搪塞不了身边的同事、朋友。“一个人单身太久，你说没女朋友，别人的眼光就很怪异”。对同事和普通朋友，他一律宣称“有女友、但在国外读书”；对少数的好朋友，则选择“出柜(坦白性取向)”，“他们不一定是同性恋者，但至少不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直到去年年底，父亲的突然中风，让李建不得不把“终身大事”摆上日程，他的选择是“互助婚姻”。“更多的"同志"是用事实婚姻来掩盖自己的性取向的，但在我看来，这样的选择其实对女方非常不公平，既不能满足她的心理、生理需要，也不能保证婚姻生活幸福。”硕士毕业的李建选择了找一个“拉拉”结婚，他坦言“如果不是为了父亲也不想走到这一步”。李建开始了“相亲”，并对“她”提出三个条件：第一，身份学历财产相般配，免掉“婚后”财产纠纷；第二，婚前要清楚地列一份协议，包括婚前财产公证、婚后应尽义务和责任；第三，相互尊重对方的父母，互不干扰各自生活。李建说：“是的，我是现实，但这是一种无奈的现实。”
经过半年的“相亲”，李建找到了小菲，一名几乎有着同样要求的“拉拉”，受过高等教育、有体面的职业，更重要的是拥有稳定的情侣。网上相互了解之后，两人怀着同样的目的碰面，很快就去见双方家长。
两人先编出了一个城市里浪漫的故事，然后李建带着小菲回重庆老家，父母大喜过望。“他们那么开心，让我有些心虚、又有些心酸，”李建耸耸肩，“作为独生子，父母对我的期望一直都很高，我从来没有辜负过他们。可是婚姻这个问题，我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安慰他们了。”
一切按照李建的设想在进行，婚宴很隆重。“其实，婚姻只是一种形式，”李建很清楚，“但在我的心中，最渴望是有一天，能光明正大地跟"他"结婚。”
    婚姻，幸福背后的艰辛。
   “很多人都以为婚姻能解决一切问题，其实，这只是个开始。”
   淼淼结婚两年，从不戴婚戒。跟李建一样，她选择的也是“互助婚姻”。“很多人都以为婚姻能解决一切问题，其实，这只是个开始”。淼淼的故事跟李建差不多。工作5年之后，出生于西关的她特意跑到天河买了套二手房，与“爱人”同居，“我爸妈单纯地以为她是我的好朋友而已，一起住是她租我的房子帮忙分摊贷款”。有房一族的淼淼，也找了有房一族的“他”。“我们俩结婚之前，就跑去做了"财产公证"”。这本来在男女情侣之间很尴尬的事情，在淼淼他们眼里却是必要之举，“毕竟，我们的婚姻不是建立在感情之上的，先做公证对谁都好”。淼淼原以为，结婚之后压力会减小，后来才发现想得太简单。“谎言开始，意味着要用千万个谎言来掩饰。”说这句话的时候，淼淼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表面上，她婚后搬入了“老公”在番禺买的房子里；实际上，她只是把自己不常穿的衣服搬了过去。对方也摆放了牙刷、毛巾等日常用品，但跟“丈夫”住的人，是他自己的“他”。而淼淼依然跟“她”住在天河的小房子里，“如果爸妈一时兴起，冲到他那边，他就不开门，假装家里没人”。父母常常出自好心，要过去给孩子打扫卫生或者煮上一顿丰盛的饭菜，但都扫兴而归，淼淼为此伤透了脑筋。为安慰老人家，淼淼每个月都安排跟“老公”回娘家吃一顿饭，每逢节假日，“全家”也出去吃大餐，偶尔还带着“老公”去见亲朋好友。“幸亏他爸妈不在广州，要不然就更难搞了”。
   在外人眼里，他们是幸福的小两口，只有淼淼不停地喊累：“我们要平衡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关系，不仅仅是两家人的关系，还有与各自情侣的关系。”在她的眼里，婚姻是建立在“两对人”的关系上，任何一个人发生问题，都会影响四人的关系。
   今年春节，她便曾跟同性爱人吵架，一度到了分手的地步。导火线就是“爱人”想两人春节假期去旅游，可淼淼却不得不跟“老公”回老家，“她觉得，我的虚假婚姻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淼淼当时很彷徨，却无处哭诉，惟有不停地发短信给她道歉、解释。“坦白说，我和她之间只有爱的承诺，没有法律的保护相守一辈子，太脆弱、太没有安全感。”淼淼看到自己圈子里，也有不少“拉拉”分分合合，心中更是担忧。幸运的是，“爱人”生过气后还是回到了淼淼身边，但“这是一道伤疤，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度裂开”。淼淼心中还有一根刺———孩子。结婚两年的她今年已经30岁了，在外人眼里，她是时候当妈妈了。“其实，我和他都想要一个孩子，但是他希望孩子归他，我希望孩子归我，”尝试着用轻松的语气说这个问题，她一点都不轻松，在这么一个复杂的“家庭”里，她决定还是不要孩子。“双方的父母都在催，我们说好了，在他父母那边，先说我有问题，正在看老中医，我这边就说他有问题。”打算再拖个三五年，到时候就谋划“离婚”收场。“跟谋划"结婚"一样。”淼淼的语气很无所谓。
   选择，不是人人都可以。
  “据我所知，身边的人也不是想"互助"就能找到对象的，成功率大概只有30%。”
   小梅没有李建和淼淼幸运，还在寻觅“互助对象”。“我找到第一个男"同志"，是普通的企业小白领，没房子，带回家见我爸妈，他们不喜欢。”小梅实在拗不过父母，继续寻觅：“换了第二个，有钱有房子，可还没结婚就反悔了，因为他的朋友介意。”“其实，合适的男"同志"并不好找。”小梅感叹，数据显示，有近四成的男“同志”都采取了结婚的方式掩盖性取向，再加上社会对男性结婚的年龄相对宽容，已经35岁的小梅变成了“棘手剩女”。“男"同志"不好找，渠道也非常有限，”小梅透露，大家一般都是上网寻觅，“偶尔也会有一些热心的同性恋者组织互助婚姻联谊会，小范围内进行。”但是，小梅还是没有找到。“据我所知，身边的人也不是想"互助"就能找到对象的，成功率大概只有30%。”拖着拖着，小梅没有像前两年那么着急了，“我父母现在似乎也开始接受我单身的状态了”。(文中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专家有话说：
    性别研究学者———应对社会压力。
    催生互助婚姻。
   “同性恋的生活不被认同、甚至被歧视，没有法律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互助婚姻便是 应对社会压力的方式，”多年从事性别教育研究的艾晓明教授分析说，“至于当中个体差异化很大，我们不能就此单纯地说谁活得好谁活得不好。”
   艾晓明指出，相比“互助婚姻”，她认为更重要的是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我同意李银河的说法，同性恋的合法化比不合法化要好。我支持将同性恋婚姻写入新的《婚姻法》。”著名性学家李银河曾指出，在同性恋婚姻没有合法化的前提下，互助婚姻比传统的与异性结婚更加“人道”。
    法律专家———一旦婚姻触礁
    孩子难说归谁。
   “按照《婚姻法》，两者登记之后视为合法婚姻，”暨南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苏文卿分析指出，“离婚方式分为协议离婚和判决离婚两种，"互助婚姻"者采取协议离婚方式更合适。”她介绍，只要双方有婚前财产公证、婚后购买的房子能明确证明出资方，根据新的《婚姻法》，这些财产便不会因离婚拿出来分割。
   苏文卿坦言，孩子的问题会更复杂：“根据《婚姻法》，婚姻内的子女视为父母的孩子，即便DNA证明不是对方的孩子，法官也要根据情、理、法多方考虑。”
   鉴于“互助婚姻”内，女方有的采取“丈夫”的精子、有的自行到医院做人工受孕，婚姻内的孩子需要考虑更多因素。“如果在哺乳期之内，法官会更倾向于判给母亲以便于孩子的成长；如果孩子在10岁或者以上，法官还会参考孩子的意愿，”苏文卿指出，“还有双方的财产、有无恶疾、父母双方意愿等等一并考虑，即便孩子曾经判给一方，也不代表会永远属于他/她，也有协议离婚、协议抚养孩子后反悔的情况存在。”苏文卿强调：“一旦双方或者男方找人"代孕"，问题就更复杂了，可以这么说，目前国内关于这一块的法律"完全模糊"。”（资料参考羊城晚报记者 李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