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富士康看“连跳事件”

    近期，位于深圳市的全球代工巨头富士康频频发生的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年内已经11连跳了），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几乎全民都在讨论这个事件。随着跳楼自杀的人越来越多，民众对富士康的指责也越来越激烈，在香港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街头抗议活动。富士康接下来如何直面这些事件，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防范连跳事件再度发生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笔者认为，讨论“富士康连跳事件”必须跳出富士康来研究。因为富士康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企业，它是中国三十多年来赖以发展壮大经济的“出口加工模式”典型代表。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所谓“中国模式”，其实就是通过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的方式获得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由此产生比较优势，促使世界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中国沿海地区，由此产生国际竞争力来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大幅发展。富士康就是将这种模式做到极至的典型代表（全球80余万员工，是世界上最大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

    试想一下：当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从原本封闭的农村来到表面繁华实质是人情冷暖的大都市，一方面远离曾经熟悉的家乡和亲人；另一方面因为没有户口和房子，所以在城市里找不到归属感，再加上经常要加班加点，身心劳累，拿的又是相对微薄的收入，在这个拜金风行的社会，难免会感到前途渺茫，面临何去何从的困惑。当这些有形无形的压力产生了之后，他又没有地方可以发泄，只能日积月积，不断地在心中累积，直至彻底爆发——或是自残；或是伤害他人。

    上述这些情况，难道只是富士康员工的遭遇吗？它又何尝不是中国几千万甚至上亿每年候鸟一样由乡村到城里，再由城里到乡村来回迁移务工的农民工真实写照呢？所不同的只不过是富士康的员工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典型一些而己。

    当然，笔者上面的论述并不是要为富士康推卸责任，更不认为作为连续发生员工跳楼自杀的企业雇主，富士康在这起事件中会没有什么管理责任。不管怎么样，当发生员工不断地通过跳楼轻生来唤起社会注意时，这个企业在管理上肯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现在主要是想探讨富士康员工连跳事件背后隐藏的社会原因。将问题简单地推给富士康是容易的，但是对解决问题却于事无补。富士康固然负有责任，但不应该由它来担负全部责任，这对它来说并不公平。我觉得除了富士康之外，轻生者自己、政府、社会、文化、教育、父母家人以及媒体都同样负有责任。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本身不负责任的轻生者、监管不当的政府、日益变态的社会、畸形的成功文化（拜金主义）、失败的教育、关爱不够的父母家人、猎奇的媒体等都对此负有责任，正是在这些“凶手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才导致富士康不断发生员工连跳事件。

    对于富士康员工连跳事件，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紧处理之余更需要反思，不仅富士康需要反思，整个中国社会更需要反思。因为富士康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的典型代表，它身上暴露出来的弊端具有相当的共性，那就是过于关注经济的增长而忽视了员工。接下来整个中国社会需要反思的是：如何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关爱入城的农民工？如何让这些入城的农民工找到归属感？如何让这些农民工看到未来的希望？

    总之笔者觉得：如果整个社会不进行大反思；农民工群体的真实诉求得不到关心和回应；整个社会的焦虑感得不到有效化解，单单只是富士康一个企业在处理的话，那么无论富士康接下来建多少“防跳网”，请多少心理医生，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就算暂时能够解决富士康员工的连跳问题，也解决不了其他企业所面临的同样问题。（QQ：33079930）

      幽壹
2010年5月27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