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已是3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还在“文革”之中，但所谓“抓革命、促生产”之说正在盛行——而不是终日搞“阶级斗争”了。文艺界自然也是紧跟，开始“促创作”了。记得那年春末夏初，我被派往沪东造船厂——当时已有伍黎、刘世正和朱士场、朱成瑞先期在那儿深入生活，欲搞一反映造船工业的话剧。这个创作组就是后来《战船台》创作组的前身，只不过后来人员有了变化——创作人员和由杜治秋、刘世正、王公序三人组成，我则作为创作组负责人始终陪着几位公子“读书”。这里说的是前期的事。那年夏天，我们随一艘7500吨的客货轮出海航行，在返程中，我女儿已在上海呱呱坠地；所以一到上海，我得尽人父之责，将家事稍作料理。一日傍晚，我忽听到当我所在居住的那条的、石库门弄堂里传来了“陈达明——陈达明——”的叫声，我赶紧走出探望，原来是伍黎。只见他那被阳光晒的红红的身板上，紧鼓鼓地穿着件汗背心；下边是一条长及膝下的肥大西短裤；皮带紧扣，更加凸显了原本就丰满的胃；一只似乎能把全部家当都装进去的大包斜挎在肩，由于个子不高，我都担心这包会擦着地面。他是来通知我第二天的一个日程安排的。待他离去后，邻居陈家姆妈问我：“这是啥人？”我说这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导演。陈家姆妈十分惊讶，仍满脸疑惑地问：他真是导演？我马上挑一般人容易有印象的说：他就是电影《大李、老李和小李》的编剧；这时，这位邻居总算理解地吐出一局话：刚才我还以为他是卖“三北盐炒豆”的呢！这就是伍黎。一个貌不惊人的伍黎。一个在茫茫人海中决不可能将他和“艺术家”联系起来的伍黎。记得在二十年前我曾在一本杂志上去为伍黎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节的小标题就叫<两个伍黎>，描绘的，就是生活中的他和艺术创作中的他是如何地“脱节”、“分离”，完全判若两人。是的，生活中的伍黎不仅貌不惊人、不拘小节，甚至有些迷糊，乃至笑话迭出。我曾多次去他家作客，但凡他夫人不在，由他沏茶时，总会下意识地将暖瓶不去盖在暖瓶上，而是顺手丢进我捧着的茶杯；于是，茶水四溅，立刻引发一阵忙乱……
正因为此，几十年来，有关他的笑话，似乎也可以辑成一本不薄的专集。不过，其中哪些是真，哪些是纯属演绎，人们已无法分清，只能说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了。这里不妨说上几则：某日，伍黎早上起来上厕所，完事后忽然发现裤带不见踪影，遍寻不得；因急于上班只能胡乱找根布条扎上出门。然而在公共汽车上，他发现所有的人都会向他投来奇怪的一瞥，于是，他就这样一路暗自嘀咕“何而今天回头率怎么会这么高”而来到单位。刚进大门，门房值日的同志就问：伍导，你脖子上挂的什么？这时他才发觉，他已挂着这根皮带在众目睽睽下走过了大半个上海！还有一日，伍黎出澡堂洗澡，泡完之后披上浴巾躺在躺椅上小憩片刻，很是舒适。完了便穿衣回家。可是这一路上他总觉得身上痒痒的，十分难受。到家后他便伸手到脖颈下去挠，不料挠到了个毛绒绒软绵绵的东西，使劲一拽，竟拽出了一条大浴巾来！原来他刚才穿衣服时将披在肩上的大浴巾给囫囵穿在里边了！还有一则。伍黎家粉刷墙面。刚刷完，其夫人给他一个任务，让他用湿拖把将滴在地板上的涂料拖掉。于是，他认认真真地干了起来。不料，这时有几个大苍蝇飞入室内乱窜，那“嗡嗡”的叫声十分烦人，他随手抡起拖把扑打，东扑西扑，弄得他满身大汗才把苍蝇赶走；这时，其夫人回来，只见四壁全是鬼画符似的拖把渍，差点厥倒……
但在艺术创作中，伍黎则是以为全身心投入，充满了激情、有着不尽才思的艺术家。他执导的方言话剧《三个母亲》、话剧《孙中山和宋庆龄》等，都曾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排戏时，他总是要先感动自己。我记得他操着四川国语启发演员时，说到动情处，自己眼圈先已发红，泪水盈盈……
在有一段时间，我们曾作过多次深入交谈，从中知道，他自幼就痴迷戏剧，少时常常爬墙翻窗到隔壁的戏园子里去偷看演出；之后又是如何矢志不渝直到正式干上了这一行。其实他也几度担任过戏剧团体的领导工作，曾是上海早期舞蹈家协会的主席。八九年前，我因偶然的机缘曾和江泽民同志的堂兄江泽仁教授在一起吃过几次饭，江教授就多次向我问起伍黎近况，他说在青年文工团时，伍黎是他的领导。作为编剧，我和伍黎在二十八年前曾有过一次合作。那时我和黄宗英、浦连春在上海郊区深入生活，后来我执笔创作了一个小戏《夺橹》，（当时的小戏一般在45分钟左右），这出戏是针对当时农村出现的“毁田卖泥“的现象而写的，由伍黎执导，曾和《村店》等小戏一起作了较长时间的演出；如今，当年上演该剧的五星剧场，西藏剧场均已不见了踪影！可见世事的变化有多大！进入晚年的伍黎，因视力严重衰退，行动已十分不便；但他始终不愿与社会隔绝，凡有会议或聚会，总是坚持由夫人柏青相携积极参与。此情此景，总让我想起当年那个个头不高，但中气十足的伍黎；想起那个具有四川才子们善于雄辩个性的伍黎；想起那个常是一路小跑、富有平民形象的伍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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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25 10: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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