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未成时  他对第一任妻子的要求是“下厨房”

●事业有成时  他对第二任妻子的要求是“上厅堂”

●他以为掌控一切  却不料注定是扭曲和坎坷……

苛刻条件寻农村妻

        婚姻好似一架天平，若是一开始就失衡，或许就注定会是一段坎坷的感情经历。再婚的谢建国，以为自己吃一堑长一智，想不到却像是被一根苦藤紧紧缠绕……

        上世纪80年代初，谢建国从山东农村考到了上海一所知名大学。那时候，刚刚恢复高考不久，大学生可谓是天之骄子。毕业后，谢建国被分配到一家大型国企，成为技术骨干。不久后，他就与大学同学蒋玉萍结婚了。

        谢建国为自己能找到一个聪明漂亮的上海女孩而感到自豪。结婚初期，两人的感情一直不错，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当他们的生活逐渐安逸后，谢建国的父母便常常来上海“探亲’。这对谢建国来说，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对蒋玉萍来说，却是应了一句话，城里媳妇最怕老家来人。

        两人的矛盾从此就没间断过。一次，谢建国的父母从山东农村带来了两麻袋的红枣和花生，蒋玉萍从小素爱清静，带孩子的辛苦和工作的压力，已经让她觉得喘不过气来，一看两个老人这架势，就知道他们要住上一阵，心里不禁一沉。

        更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谢建国对蒋玉萍说，“爸妈一路上也辛苦了，你给他们端盆洗脚水去吧。”蒋玉萍积压在心中的不快，一下子摆在了脸上，“我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端的，凭啥要给他们端，要端你自己端。”蒋玉萍的这句话呛得谢建国满腹怨气，这个场景倒是和《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有几分相似。

        结婚前，谢建国觉得上海小女人可爱，结婚后，有了观念上的冲突，他觉得这日子过得一点不踏实。谢建国是个孝子，认为自己在大城市里过上了好日子，理应把贫穷辛苦的父母接来享福。同为天之骄子，蒋玉萍也有着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理想。谢建国父母频繁的到来，完全打乱了她的生活节奏。时间一长，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最终，两人达成了离婚协议，女儿由蒋玉萍抚养。在我们看来，这段婚姻的失败，很难指责谁对谁错。谢建国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蒋玉萍希望能有自己的空间，也无可厚非。但谢建国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前妻不能尽心对待自己的父母，主要就是因为她是大城市里的知识女性，人漂亮又有事业。若是一个农村妇女，就会截然不同。

        于是，经过深思熟虑，谢建国决定在农村老家寻找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并提出了三个条件：该女子文化程度越低越好，长得越难看越好，必须尽心侍奉公婆。不要说那个年代，就是现在，大多数人择偶都讲究门当户对，而谢建国经历了前一段失败婚姻后，却偏偏剑走偏锋，要选择一个弱势的对象，以求婚姻的“长治久安”。

        在如此“苛刻”的要求下，谢建国的第二任妻子王文琴出现了。相貌平庸的王文琴，只有初中文化，比谢建国小了近十岁，看上去岁数却相差不大。

        新婚的第一天晚上，王文琴端着一盆温水来到谢建国的身边，爽气地说道：“来，洗脚了。”性格直爽的山东媳妇，说话声音虽不如上海女孩温柔，但做的这事情，让谢建国心里觉得特别舒坦，这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婚后，王文琴为了照顾谢建国的父母，更多的时候是住在谢建国的山东老家。在谢家，王文琴尽心尽力，不像谢建国的妻子，倒更像谢建国父母的贴身保姆。她把两个老人照顾得舒舒服服的，烧饭洗衣缝补，她什么都能做。她把这两个老人当成了自己的亲爹妈一样照看着。对王文琴来说，能找到像谢建国这样的丈夫是自己修来的福分，她必须全心全意对待这桩婚姻，就像捧着一件精美的瓷器，唯恐一不小心碰了边角。对此，谢建国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两年后，谢建国的父母先后辞世。王文琴终于结束了和谢建国聚少离多的日子，来到了上海，开始和丈夫过起了正常夫妻的生活。不久后，王文琴为谢建国生下了一个儿子。喜得贵子的谢建国高兴得合不拢嘴，再一次认定这次讨对了老婆，自己所期望的婚姻就是这样舒适平静。

丈夫外遇激起滔滔恨意

        时间到了1991年，因为业务能力出色，谢建国的事业节节高升，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然而，职位的升高，让谢建国渐渐从一些事情上感受到女人没文化是有没文化的好处，但一定会有更多的不足。妻子作为一个总经理夫人，若是上不了厅堂，多多少少会让他有些尴尬。

        生意上，谢建国有时需要带王文琴参加一些应酬，这个时候就是王文琴最紧张的时候。人往往越是紧张越会顾此失彼。一个周末，谢建国打电话让王文琴晚上到饭店参加一个饭局。为此，王文琴专门到理发店做了头发，回家后对着镜子试穿着衣服，最后锁定一件大红色连衣裙，这是她觉得最漂亮的衣服。等她赶到酒店时，发现满桌的客人都向她投来异样目光。王文琴讪讪地坐到谢建国身边时，谢建国的脸色很难看，悄悄责怪她：“看你的裙子配着松糕鞋，头发盘得像个盆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王文琴悄悄地望下去，果然不协调。自己给丈夫丢丑了，她真想找个地洞钻下去。

        回家的路上，王文琴不停地跟丈夫道歉，谢建国大度地摆摆手说：“算了算了，这种场合也真是难为你了！”谢建国话是这么说，但话外音不言而喻。自从这次不愉快的聚会后，他几乎不再带王文琴出去应酬，他怕妻子再给他丢面子。对这一点，王文琴也心知肚明。

        随着谢建国的位子越来越稳，王文琴也越来越能体会到一句话：夫荣妻贵。短短几个月，家里的房子换成大的了，出入有车子接送，生活也有保姆照顾。一直以来，王文琴伺候人伺候惯了，如今那么多人把她捧着供着，让她一下子飘飘然起来。既然外面没有她的天地，那就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田。怀着这样的想法，她心中原有的自卑竟渐渐转变成了自大，开始动不动就对家里的保姆颐指气使，稍有不如意的地方便是一顿难听的责骂。

        王文琴的这些变化、谢建国心中不是没有一点准备，他知道妻子没读过书，没有文化修养，但没料到当初给自己洗脚的那份热情直爽，如今会变得如此泼辣，他感到很痛心。只要一有机会，谢建国就会给王文琴讲道理，但王文琴左耳进，右耳出，收效甚微。或许确切的说，有些根深蒂固的东西靠劝是劝不掉的。说得次数多了，两人之间的矛盾反而越积越深。

        妻子的变化，家庭的矛盾让谢建国备受打击，让他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就在这时，谢建国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一家公司的女会计。女会计的善解人意深深吸引了谢建国，两人开始秘密交往。

        与此同时，正在为“夫荣妻贵”而得意的王文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努力坚守的一亩三分田，正在遭受侵袭，丈夫已经在感情上悄悄背叛了她。

        那天中午，王文琴在家里给谢建国打电话：“下班后我们一起去看电视柜。”电话里，谢建国犹豫了一下，“今天要开会，明天吧，晚上也不用等我吃饭。”放下电话，王文琴充满了疑问，明明昨晚丈夫和自己说要去看家具，怎么突然变卦了？或许是女人的直觉，王文琴觉得有点不对劲。

        下午，满腹狐疑的王文琴在丈夫单位门口守着。五点半，王文琴看到谢建国走出单位大门。丈夫不是有车吗？为何不让司机送他呢？这里面一定有问题。王文琴悄悄地跟在谢建国后面，走了十五分钟后，王文琴跟着谢建国走进了一个居民小区。要换成现在，妻子肯定就跟着过去看丈夫进了哪户人家，再打手机当面拆穿他，直接了当。可那时手机还没有普及，也只有像谢建国这样身份的人才会有个大哥大。

        看到谢建国走进一个楼栋，王文琴还来不及跟上去，谢建国就上了楼梯不见了。王文琴只能强压怒火用公用电话给谢建国打了个电话：“什么时候回来？我特意给你做了好吃的！”电话那头，谢建国不耐烦地说道：“吃什么吃，工作忙得都喘不过气来，你自己吃吧！”说完就挂了电话，王文琴又气又急。

        那天，王文琴在楼栋门口等到半夜。凌晨，谢建国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王文琴一下子冲过去截住了他，指着他的鼻子就开骂。谢建国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自知理亏，他是个要面子的人，硬是把王文琴拉上了出租车。

        回到家里，王文琴彻底爆发了，她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自己长得难看，没有文化，这是丈夫自己钦点的，怎么到头来自己好不容易熬出头，丈夫又喜新厌旧了。王文琴咽不下去这口气，一怒之下将台灯都扔在地上，还把挂在墙上的结婚照也烧成了一堆黑灰……尽管王文琴歇斯底里地发作过了，尽管谢建国低声下气地认错了，王文琴还是不甘心就此宽恕丈夫的拈花惹草。谢建国是个要面子的人，王文琴却不一样。

        事情发生后的一个星期，有个朋友到谢建国家里来看望他。王文琴在厨房里准备水果，谢建国进去说了句，“待会你去超市转转吧，反正和大家也聊不到一块儿。”谢建国若是往常说这么一句，王文琴或许就乖乖地出去了，可此时王文琴听着却觉得特别刺耳，一下子勾起了对那晚的回忆，一股怨气涌上心头。她举起手上的水果刀，对着谢建国就要戳过去，“你嫌弃我没文化，是不是又想那个狐狸精了！”谢建国吓得直往外躲，王文琴不依不饶，手持水果刀，追到了客厅。来探望的朋友见此情景，吓得目瞪口呆，连忙上来劝架，王文琴这才罢休。

        王文琴一方面对谢建国有外遇这件事耿耿于怀，另一方面她又清楚地意识到，和谢建国相比，自己无论哪方面都处于劣势，担心谢建国会真的抛弃自己，她绝不愿意失去总经理夫人这个身份给她带来的一切。

        在这种复杂而畸形的心态下，王文琴开始对谢建国实行经济制裁和精神对抗，只要谢建国回家的时间比平时稍晚一点，王文琴便与他闹个不休。若是稍不顺她的心意，她就扬言要把谢建国的丑事传出去，让他身败名裂。

        谢建国在外风风观光，在家就再也没有过上好日子。谢建国怎么也没有想到，与有文化前妻的“文闹”相比，王文琴的“武闹”要凶猛彪悍得多，每每一吵架，没有修养没有忍耐力的王文琴只要急起来，就对他又打又骂，甚至还让他下跪，让谢建国有苦说不出。

下属献策合力杀妻

        常常，领导有什么烦心事再遮遮掩掩，聪明的下属也都能看出一二。正当谢建国被家里的事情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的下属范浩杰邀请他吃饭了。范浩杰是谢建国一手提拔上来的，谢建国对他有着知遇之恩，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席间，两人推杯换盏，边谈工作，边唠家常。几杯酒下肚后，谢建国有些微醺了，将自己家中的烦心事说了一些。见领导如此信任自己，范浩杰受宠若惊，他当即建议领导不能过就离婚算了。谢建国摇头说，自己已经是二婚了，又是单位领导，离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个年代里，离婚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谢建国和我们之前所遇到过的故事主人公不同，他不是从骨子里无法接受离婚，而是怕自己的丑事被宣扬出去，脸面全无。

        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离婚提议是被谢建国拒绝的，这最后一件大事情恰恰又是他提出的。1992年底，谢建国的侄子一家为了结婚，从老家到上海来置办些东西。作为叔叔，谢建国自然要好好招待老家来的亲戚，他和王文琴商量，想留亲戚们在家住一晚，王文琴不冷不热地说了句，“我知道了。”晚饭时，王文琴对谢建国的亲戚爱理不理，吃到一半，她突然举着酒杯对大家说，“各位辛苦了，上海的房子你们也看到了，不比老家的房子大，人多住了不方便。”谢建国一下傻掉了，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亲戚们面面相觑，整个气氛尴尬至极。

        一向爱面子的谢建国觉得十分难堪，在被迫送侄子一家去招待所的路上，他包了一个1000块的红包给侄子做结婚礼物。有一份资料表明，1992年上海人的平均工资只有356元，谢建国的这个大红包差不多是普通工人三个月的工资了。他这么做，一方面是恭喜侄子新婚，另一方面想弥补对亲人的愧疚。

       安顿好亲戚，谢建国回到家中，用一双仇恨的眼睛直视着王文琴，而王文琴大感痛快，没有回避，锋芒毕露地对接过去。谢建国长叹了口气：“闹够了吧？”王文琴斩钉截铁地回答：“谢建国，你欺骗我，不闹到我消气，天理难容！”两人越吵越凶，谢建国憋着一肚子气说道：“不住就不住，我自己的亲戚我自己安置，住宿是我这个做叔叔的买单，那1000的红包就当给他们赔礼了。我和你真的是没法过下去了!”

        王文琴一听怒潮陡涨，丈夫居然背着她包了1000的红包给亲戚。丈夫这么做，肯定是存心和自己过不去。王文琴气得暴跳如雷，冲进厨房拿了把水果刀，边叫嚣着边向谢建国的下身刺去，谢建国当即鲜血直流，差一点点就刺到了要害部位。这让谢建国羞愤交加。

        第二天，刚好范浩杰约谢建国吃饭，谢建国忍不住将自己这些日子来受的委屈和盘相告，并恶狠狠地说：“与其和这样的泼妇过一辈子，倒不如把她打残了，我养她一辈子。”范浩杰听了，也气愤不已，为谢建国鸣不平：“等到她杀你，不如主动出击。”瞬间，一个罪恶的计划产生了，两人商议，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直接让王文琴“蒸发”。

        一个星期后，范浩杰给王文琴打了电话，告诉她有人为了感谢谢建国的帮忙，想出资为她买辆霸伏助动车。这个“霸伏”可不是一般的助动车，上海的助动车起源于90年代初，当时很多人骑的是1000多块一辆，而意大利全进口的霸伏要一万多一辆，所以称霸伏是上海助动车之王都不为过。一听说有人送那么好的车，王文琴乐得合不拢嘴，当即答应第二天就一块儿去买车。王文琴光顾着高兴，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是一场“鸿门宴”。

        第二天，三人乘坐范浩杰驾驶的桑塔纳去购车，谢建国和王文琴坐在后排。范浩杰一路往郊区方向开，越开越偏僻。还没有等王文琴察觉到有点不对劲，和她并排坐着的谢建国见四下无人，突然掐住了王文琴的脖子直至她没有呼吸。随后，范浩杰和谢建国按照计划，把车子开出上海，将王文琴的尸体埋在一处无人之地。

        范浩杰和谢建国以为他们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不久后，两人就被公安局捉拿归案。谢建国这个曾经风风光光的男人，在接受审讯时，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风度，多次失声痛哭。在看守所里，他悔恨不已，甚至愿意脱下裤子，让警方查验伤疤。但一切已经太迟了，最终谢建国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范浩杰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在这个故事里，谢建国由于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所以一门心思选择长相平庸和经济匮乏的弱势对象做妻子，为的是让自己在家庭中处于主导地位，可以掌控对方。然而，弱势的妻子并不弱势，他的美好心愿最终落空了，但是这一切都不应是谢建国做出极端的灭绝人性行为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