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些特殊的人，特殊的“客人”。白天，他们是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办公室里的研究员；夜晚，他们迈进了各种色情的小发廊、小浴室、夜总会，他们去干什么呢？
　　
　　

“特殊客人”在夜里出发
　　文/王慧兰

入“小姐”的行
　　晚上9点多，马路上已经没什么行人了，饮食店、服装店都已关门，只有一排沿街的发廊还在营业中，粉红的灯光尤其暧昧。冬天的室外温度接近0度，可是那一扇扇玻璃门后的小姐仍然穿着裸露的夏装。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小发廊是不理发的，只是情色的代名词。一个年轻男人在门外站了很久，也许是在观察，也许是在犹豫，然后低头整理了一下西装外套，看了看脚上的皮鞋，就上前推开了一家发廊的门。逆着明亮的日光灯，两个黄卷发的女人几乎同时站起来，上来搂住年轻人的胳膊。“大哥，按摩吗？”穿绿衣的女人问。“多少钱一次？”绿衣女竖起右手食指，100块的意思。“不戴套行不行？”“那可不行，我们也要注意安全。”边上的小姐马上反对年轻人的提议。年轻人又说：“加点钱行不行？”绿衣女稍微想了一下，说：“那也行，再加30吧。”年轻人想了想，又问了些其它的问题，然后放下50块钱，匆匆走了，也不管身后的一片怒骂声……
　　年轻人并不是“客人”，他是“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队”的队员，进入发廊是为了摸清这里是否有色情服务，调查“小姐们”使用安全套的情况。在上海，像他这样的“顾客”有三四百人，他们白天都是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或者是办公室里的研究员，夜晚，他们就会悄悄地潜伏到一些小发廊、小浴室，或者是大型的夜总会，明察暗访，和“小姐们”打交道。他们的工作神秘，危险，也很有意义。
　　丛远征，今年26岁，是上海长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医生，也是“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队”的队员。3年前他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年纪轻轻的小伙子，相貌堂堂，又有学识文化，说起干这个工作，他自己也有点意外。“我也没想到现在每天都和‘小姐’、吸毒犯、同性恋……这些非正常的人打交道。”小丛的工作就是发现这些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的人群，然后给他们传授防治艾滋病的医学常识，劝服他们使用安全套。听上去好像挺容易，但真的做起来很难很难。
　　中国人说干工作就要“入行”，否则没法把工作干好，做“高干队”就必须要入“小姐”那一行。“记得刚培训的时候，老师教我们那些行话，说这样比较容易和‘小姐们’打成一片。更要命的是，‘小姐’来自五湖四海，所以你还要听得懂各地方言的行话。天天都要背这些词语，我都觉得恶心了。”第一次去夜总会做实地训练，领导对丛远征他们说：“今天的项目是4个人盯一个‘小姐’，在半个小时内问出下面的这些信息：上次性交易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带套？一次性交易多少钱？”小丛和几个同事壮着胆子一起进去，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真的当“小姐”坐在他们身边的时候，心里还是不停地打鼓。一来一回，谈了半个小时，“小姐”一直在说自己可怜的身世。说自己当年在东北老家是多么贫穷，然后到了城里，遇上了一个负心的男朋友，最后就沦落到了这里。一开始，丛远征他们还有点同情对方，后来才发现，这里所有的“小姐”都是同一个地方出生，又有同一段经历。显然，他们是被骗了，第一次和“小姐”过招就败下阵来。
　　徐亮和丛远征一样，也是“高干队”的一名年轻队员。他说：“做这份工作之前，我从来没有去过路边的小发廊。”他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进入发廊的情景。那是夏天的一个晚上，他和两名同事一起去一家很小的发廊做调查。“一走进发廊，觉得我的脚都在发抖，脸上像发烧一样烫，根本不敢正视里面的人。”那间发廊有3个房间，外间大概20多平米，10几个“小姐”一坐，就将空间填得满满的。虽然从医很多年，但此时的徐亮还是有点不知所措。“高干队”去的目的就是要询问“小姐”的性交易情况，劝服她们做一套艾滋病的血液测试。但在那个时候，徐亮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开口。
　　几乎所有的发廊、浴室的业主都会拒绝“高干队”，遭遇“闭门羹”是家常便饭。如果“高干队”亮明了身份进入发廊，业主马上就会警觉地回答：“我们是正经地方，没有什么‘小姐’。有时候问那些‘小姐’，是否知道艾滋病，她们也马上变脸色说：“不用你来管。” 要么就是摆明了拒绝，要么就是编故事骗人。
　　经过一系列的实地“作战”，“高干队”已经摸索出了一套问话的模式，专门检验对方是否在说谎。比如一开始问：“你多大了？”过一段时间后再问：“你什么时候出生的？”或者是：“你属什么的？”根据实践证明，通常在与对方交谈20分钟后，对方所说的话才比较真实。

做“小姐”的朋友
　　装嫖客套问信息，这是一种工作方法，但时间长了，效果就没有了。“你想想，在这种场所，在这种行业，她们个个都是高手，我们装得再像，也没法逃过她们的眼睛。”要得到“小姐们”的真实信息，只有一个方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喻之以利害。像关心朋友一样关心她们。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攻心战术百战不殆。
　　“高干队”每次去小发廊，都会大包小包拎很多东西，哪个“小姐”愿意做一个血检，他们就送上丝袜、指甲油等小礼品，这样一个带动一群，工作就容易开展了。当然，还有一些高档夜总会的“小姐”，她们并不希罕这些小玩意，“高干队”就另想办法。比如为她们提供生育、妇科检查等方面的医疗资源，这些信息对她们来说是直接有效的。
　　丛远征就遇到过一个“小姐”，她的远在东北的父亲生病了，急于想回家去看望父亲，但是夜总会里又请不出假，于是就打电话给丛远征，问他是否可以行个方便，帮她开一个星期的病假。小丛觉得这个女孩的话并非虚假，就向领导请示了一下，给她开了病假单。女孩非常感谢小丛的帮忙，临走的时候还偷偷塞100块钱给他，但小丛坚决地把钱退了回去，他对女孩说：“帮朋友的忙，不用那么客气。”后来，女孩就当了“高干队”的志愿者，不仅主动帮助他们在夜总会的姐妹中宣传预防艾滋病的知识，而且在一些初加入“高干队”的队员进行培训时，她还主动参加，为队员们进行实景模拟训练。
　　另外，讨好“妈妈桑”也是一个很可行的方法。因为“小姐”的流动性比较大，要抓住她们进行长期的监控比较难，“妈妈桑”相对固定，而且她们这些人在“小姐”群中比较有威信，如果能够说服她们，就能够控制这家店里所有的“小姐”。“高干队”要动用一切周边的关系，唠家常、托人情、送礼品，为的就是和这家店的“妈妈桑”交好，还要定期邀请“妈妈桑”来上防艾培训班，拜托她们回去后把安全套发给“小姐们”使用。
　　像这样的例子很多，“高干队”和“小姐”的关系其实是很微妙的，两者的身份天差地别，但又要成为相互信任的朋友。丛远征坦然地说，刚刚参加这个工作的时候，只觉得这种三教九流的人都很可恶，在传统的思维里，总是想，他们自己放弃自己，我们有什么必要去帮助他们呢？但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其实每个“小姐”都有一个故事，对她们来说，没有了道德底线，性交易只是一份工作，性器官就成了工作的手段，就如同其他人用手、用脑子工作一样。在做干预工作的时候，如果能抓住她们的这个心态，就可以对症下药了。你可以反问她们：“你赚那么多钱，是为什么呢？无非就是想赚钱，想生活得好一些。但是，如果你不用安全套，一旦传上了艾滋病，那么再多的钱也无法过上好日子了。”从关心她们的角度出发，工作就容易做了。
　　也许有人会说，能够天天混迹在“小姐”群里，那不是男人的一份美差吗？但是对“高干队员”来说，带着任务去找“小姐”，美在哪？又乐在哪呢？有时候，“高干队”去发廊和“小姐”宣传防艾知识的时候，“小姐”们会顺势坐在他们的腿上，然后用那些轻佻的眼神看着他们。丛远征说，有些“小姐”会把他们当成潜在客户，行动举止都不规矩。但是要忍着，要陪笑脸，她们说：“哟，要是你来，我就便宜点。”丛远征就半开玩笑地说：“便宜到多少呢？”这样的对话比那些直来直去的问题有效多了。
　　还有一类很危险的人群，就是男男同性恋。他们都是些高学历，高智商的人，心理素质也非常好，所以很难对他们开展工作。而且，如果放松警惕的话，很可能要受到他的影响。丛远征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他总是滔滔不绝地和你说，同性恋有多么多么好，他们是多么细心，多么优秀，多么干净，他们有常人没有的基因……听着听着，就会自然而然地被他们带过去。有一个男男同性恋甚至和我讨论了一个下午的张国荣电影。”
　　其实，做“高干队”最难的地方就是：既要把那些高危人群对象当成自己的朋友，但又不能受他们的影响，走进他们的圈子。有句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他们现在要做到的是：不入虎穴，也要虎子。离丛远征单位不远的地方就有很多的茶坊和酒家，他出门时经常会遇到那些认识的“小姐”，因为关系不错，所以“小姐们”总是会亲切地叫他：“丛医生，进来坐坐啊，和我们一起打打牌。”丛远征会客气地回答：“现在没空，还要上班呢。”上次那个帮忙开病假单的“小姐”也不止一次的和丛远征说，要请他去吃饭。丛远征也是能推则推。“毕竟，给别人看到不太好。”

 

危险时常发生在身边
　　上海的“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队”成立于2004年的11月，成员主要是疾控中心的医生、卫监所人员以及性病防治和妇幼保健专家。丛远征和徐亮都是在最初成立时，就加入的队员，工作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但是，他们的具体工作还是很少有人关注和了解。
　　去年，丛远征拍了一部宣传艾滋病防治的纪录片，没想到片子播出以后他就变成了红人。很多人都打电话来问：“看你平时斯斯文文穿白大褂，我以为你做医生呢，没想到在做这个工作啊？”这种语气里的惊讶，甚至是藐视，让丛远征觉得不舒服。“大多数的人还是对这个工作不能理解。”其实，上海之前也有许多人尝试做宣传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但最后大都放弃了，其中受不了来自家人的压力，以及社会上那些流言蜚语是主要的因素，谈“艾”色变的现象仍然存在。
　　徐亮的父亲就曾经出面阻止儿子干这份工作。他对儿子说：“男人经常出入这种场合，怎么能不被同化呢？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徐亮试图说服父亲，给父亲上“医学课”，但始终无济于事。倒是母亲的态度没有那么坚决，但始终流露出很大的担心。
　　其实徐亮父亲的不理解，和母亲的担心都不是多余的，这份工作确实有很大的危险性。丛远征说，他曾经在一次给“小姐”抽血的过程中，不小心被针头划破了大腿的皮肤。“我不好当着所有人的面，马上把裤子卷起来进行一道道消毒，这样会影响其他人的情绪，所以我只好隔着裤子，用酒精棉花在那个部位轻轻地擦。”回到家洗完澡，他的这个伤口正好被父亲看到了，他紧张地问是怎么回事。丛远征怕父亲担心，所以就简单地回答：“伤口已经处理过了，没什么问题。”可是第二天一早，当他把检验成阴性的结果电话告诉父亲时，父亲这才松了一口气说：“那就好了，爸爸昨天一晚都没有睡着。”丛远征非常感动，他现在才明白，原来自己的这份工作，让父亲如此的担心。父母能够长期忍受这种担心，已经是对他这个儿子最大的理解和支持了。
　　丛远征和徐亮都是年轻有为的，仪表堂堂的帅哥，经常出入这些花红酒绿的场所，女朋友的心里就特别不舒服。虽然两人的女朋友都是医科出身，都能善解人意，对这份工作也很理解，但因为“高干队”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通常晚上要去外面巡逻，回家还要整理统计材料。男朋友不能陪女朋友逛街吃饭，她们当然也会不乐意。”而且，更惨的是，“高干队”为了要和访谈对象取得一对一的联系，他们会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对方，有时凌晨时分，都会有“小姐”打电话，或者发短信过来，而且她们的语气语调通常比较暧昧，搞得“高干队”的男队员们不知该如何回答。对她们客气一点，她们会更加肆无忌惮地骚扰你；对她们冷漠点，下次工作就不容易开展。“你想想看，当着自己女朋友的面，还要轻声细语地哄‘小姐’开心，女朋友不和你板面孔才怪。”
　　家人的不理解还是容易说服的，毕竟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是看得最清楚的。但是对于社会上的那些对“高干队”的不公正的认识，就让丛远征和徐亮有点喊冤。很多人说“高干队”其实就和老鸨一样，他们要讲粗俗的“行话”，要教“小姐”们如何说服嫖客使用安全套，并且时不时地还要送安全套上门。既然“高干队”都能有这么多时间、精力以及智慧，去贴身奉劝小姐们戴套、撒娇，为什么就不能拿出这些时间和智慧去贴身奉劝小姐们洁身自好、拒绝卖淫呢？对于这样的说法，“高干队”也很无奈，“毕竟，要一一封住他们的口是不可能的”，但是一系列的数据和研究都有力证明了“高干队”的成绩。
　　在没有实施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之前，有一项摸底调查发现，高危人群中不足70％的人使用安全套，而经过“高干队”这两年的宣传预防工作后，到现在这一人群中已经有94％的人使用安全套，使用率提高了20％。越来越多的高危人群开始学会保护自己，远离艾滋病。“只要能做出成绩，相信不管是家人，还是社会，都会理解我们的行动。”但是有两条禁令是他们所有“高干队员”必须遵守的：第一是绝对不允许以私人理由进入这些场所；第二是绝对不能跨过那道“门槛”。
　　成绩能够鼓舞人心，但放在当下社会“防艾”的大背景下，“高干队”的工作还是任重道远。丛远征说，他们现在是供不应求。就拿他所在的这个科室来说，一共4个队员，要负责当地100多家色情场所，就算每家店里有10个“小姐”，他们每个人就要应付200多个“小姐”。“高干队”必须以少量的编制面对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巨量而艰难的工作。所以，志愿者的工作变得尤为重要，如果能有更多的社会志愿者加入“高干队”，那么这场以艾滋病为对象的战斗就将容易一些。

 

——摘自《现代家庭》2007年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