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公园为邻（之一）

                     莲湖巷里的门面房

                           安 黎

一栋红楼，我在其中委身了十七年。红楼不大，小小的，矮矮的，坐落于一片杂乱无章的民居中，显得灰头灰脸。小楼所处的位置叫莲湖巷，巷子窄窄的，刚好能容纳一辆轿车通过。可在巷子里穿梭的，更多的是三轮车和架子车。三轮车是小商贩的谋生工具，架子车则是收废品者的仓储。三轮车和架子车上，常常垒得层层叠叠，晃晃悠悠，人在它的旁边经过，不由得心跳加快，惟恐它上面的某个物件坠落而下，砸伤自己的脚面。

巷子是条断头路，长不过百米。巷子的开端与一条名为大莲花池街的街道相连，终端是一栋横着身子的民居，它拦住了这条小巷的去路。小巷的北侧是几户民居，民居背后则是莲湖公园；小巷的南侧是一个派出所，往里就是我所委身的红楼，在派出所和红楼之间狭小的空隙里，拥挤着一堆杂乱的房舍。红楼再往里，又是一群更加密集却没有章法的民房。派出所的大门朝大莲花池街开着，它只是把自己的后背，甩向了小巷。而在小巷里，惟一能称得上国家单位的，就是这栋红楼。红楼高不过三层，原为简易建筑，一度墙体裂缝，摇摇欲坠，后来经过修葺，又经过粉饰，它终于有了新的容貌，呈现出少妇脸庞般的羞涩与红晕。

有六户居民的房舍直面着小巷，其他的则是民居与民居交错纠缠，遁入幽幽之中，被杂乱所遮掩和覆盖。六户面临小巷的住户，一户人家是两层小楼，楼的墙面上贴着白色的瓷片。从那户人家的装束来看，他们应该是一个回民家庭。那户人家的楼外，横着一道黑色的铁栏杆。栏杆也好，楼门也好，总是紧闭着。偶尔会看到那家的女主人拎着笤帚在打扫卫生，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洁净的追求和护卫。墙面不时出现用墨汁刷写的留言：“乱倒垃圾者全家死光光。”从中可以解读出不讲卫生者对他们生活造成的烦恼，也足以看出这户人家对乱倒垃圾者的极度恼怒。

另一户直面小巷的户主是谁，我不知道。我所看到的是，那栋房子尽管缩进了小巷，但因为距离大莲花池街比较近，因此它成了门面房。租用它的人似乎经常性地变换，一个面孔刚刚熟悉，没过多久就消失了，代之的是另一张陌生的面孔。我记得在十多年前吧，它的门额上写着某某工贸公司的招牌，里面在批发白鹭电池。那个年代刚好兴起传呼机，几乎人人的腰间都挂有一个铁鸟。传呼机要用电池，一个月就得换一节。于是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我都持续地到他们那里买电池。那里的电池是正牌货，比市场上便宜五毛钱。公司里的老板三十七八岁，个子很高，脸像喝过酒似的，呈现西红柿的颜色。他性格比较张扬，似乎对自己的生意无比满意。有一天我在一家面馆吃面，碰到这个老板，他在向面馆老板吹嘘自己的生意如何红火，数钱都把手数得酸疼云云。对我留下好印象的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人，他和老板是兄弟关系，还是合伙关系，我并不清楚。我所观察到的结论是，在这个公司，以职位论大小，老板下来就数他了。也就是说，他是公司的二把手。他个子不高，但五官清晰，脸上的表情浮现着隐隐的忧郁，又潜藏着隐隐的高傲。我去他那里买电池，他会冲着我一笑。路上相遇，他朝我点点头，我亦朝他点点头；他朝我一笑，我亦朝他一笑。我们俨然已经是老熟人了，但却几乎没有真正交谈过，以至于他大概不知道我姓甚名啥，我也不清楚他的尊姓大名。忽然间他消失了，像一屡微风不见了踪影，却让我不由得滋生这样的慨叹：此生曾经与多少人相逢，但相遇者却甚为寂寥；对于那些整天和我们擦肩而过的人，有几个人能在我们的心里留下印痕，又有多少人不过是我们行路途中随意瞥了一眼的风景？

其实，任何一个在这个小巷里居住或办公的人，他们都不过是这里的过客。房客如此，房东也如此，区别在于他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长短有别。谁又能宣称这里是他的故乡呢？就连那些老住户，他们在这里繁衍，我相信也不会超过五代人。那些操持着不同方言的人，嘴里喷发出浓郁的异腔异调，足以暴露出他们的来源。来了或去了，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为你的到来而惊奇，也没有人为你的离去而忧伤。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为自己划定的地牢里，他人很容易沦落成你生活的道具，却与你心灵的疼痛无关。

批发电池的公司撤离后，这个门面房不停地转换着自己的角色。它有时候大门紧锁，有时候大门开启一条细缝。现在它是一个裁缝部，里面端坐着一个中年妇女。裁缝部并不做完整的衣服，它只是承揽一些修修补补的活儿，比如为裤子锁边，为棉袄加拉链，缝合衣服咧开的伤口等等。裁缝部没有招牌，门外横着的那条竹竿上悬挂的那几条旧裤子，仿佛就是裁缝部的经幡，随风招摇飘荡，惹人眼目。

中年妇女为别人缝补衣裳，但自己的衣着却极其简陋。她面色和善，收费低廉，大概是为了养家糊口才坐到了缝纫机旁。裁缝部不大的空间里，做工用具和生活用品，胡乱摆放——地上扔的、墙上挂的、凳子上卷的等等，给人以繁芜和潦草之感——更重要的是，房间的一大部分，却堆积着旧电视机、旧空调、旧冰箱等等。这些陈旧的家电，或坐或卧，或俯身或仰面，层层叠叠，从地面一直堆砌到了屋顶。一个裁缝部里，为何又堆积着这么多锈迹斑斑的家电呢？难道这个中年妇女在缝补衣服的同时，还在从事着收构废品的生意？因为要给新买的裤子锁边，我几次和这位妇女接触。通过闲聊才知道，这些旧家电另有其主。它们从属于这间房子隔壁的那户人家。那个人在自家的房舍里开了家电维修店，妇女的裁缝部，占据的只是他维修店仓储的一个角落。妇女根本无力租用整个房间，而维修部的老板觉得出租仓储的一部分总比让仓储闲着有收入，于是默契自然达成，利益双方共享。

我猜测，中年妇女很有可能是下岗职工。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突然失去了生存的基点，其冷寂与落寞，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体味。她自谋生路，供养着两个读书的孩子。一个自食其力的母亲，总是让人心生敬意的。有一天，我到裁缝部取衣服，适逢中午吃饭时间。在裁缝部里狭小的空间里，在那条矮小的条凳上，两个一男一女的少年趴在那里吃饭。他们一人一碗泡馍，吃得津津有味。我问妇女泡馍是街上买的吗？妇女说不是，她提前熬了骨头汤，在街上买了饼子，让孩子们泡着吃。妇女没有吃饭，她在一旁观看，但脸上却洋溢着满足和幸福。

莲湖巷里还有一个门面，大概算得上几个门面中最热闹的一个了。它几经变化，现在门额上悬挂的牌子叫“文化娱乐中心”。看到这个名字，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挂羊头卖狗肉”的民间俗语。它既不文化，也不娱乐，更谈不上中心。说白了，它就是个麻将馆。早上从它门口经过，它似乎是一个早餐摊点。巷口那对卖豆腐脑的夫妇，他们把摊子扎在路人经过的人行道上，但若有食客喜欢坐着就餐，他们就引领食客步入活动中心，让他们把麻将桌当餐桌。麻将桌上扔着散乱的麻将，有红的，有绿的，有蓝的，有白的。陪着麻将狼吞虎咽，也算得上早餐的特别之处。十点钟过后，活动中心就响起了唏唏啦啦噼噼啪啪的响声。透过宽阔的玻璃门，可以看到好多麻将桌旁，坐满了搓麻的男女，年老者居多，但也不乏青丝飘飘的年少者。四个人在打，却有五六个人在围观。于是摸到好牌的兴奋和老不糊牌的沮丧，交织成一片杂乱的叫声喊声和叹息声，让活动中心里人声鼎沸。偶尔，活动中心里吵得天翻地覆，那肯定是在付帐或算帐上出了差错。五毛钱或一元钱，足于让那些怒不可遏的麻友将麻将桌掀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