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考过一次研，尤其是激奋之下写《我如何被北大黑掉》一文之后，蒙身边很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关心，时常有人通过各种渠道问起，一则浪费各位朋友的精力关注，小人愧不敢当；再则阿毛的故事，多说无趣。所以我尽量闭嘴不讲。今年的考研复试过去两个月了，忘却的旧世主应该就要降临，再过些时日，恐怕我自己也忘记了在2006年的春天，曾经发生过哪些事情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使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趁此机会，将这事情的前前后后做个记录，献给自己的未来。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叙述此事，把这些事情记下来后，我将忘记它。

此文将在我的博客和母校的三翼论坛同时发出，不希望任何人私自保存它，更反对将此文转发于它处，希望各位朋友尊重作者的意愿。

好了，现在开始我的叙述。

一、

2006年春的开学以前，我从家乡辽宁过北京来学校。在北京，我逗留了五天四夜。研究生入学考试已经结束了一个月了，心情已经相当轻松，来北京，就是四处玩一玩，看一看。我住在自己的好朋友管方略找的房子里，在我去之前，他已经先到了北京，他要在那个地方实习半年左右。

我们住在华夏出版社的职工宿舍里，是一间地下室，条件应该说一般，可是漂在北京，能这样已经需要感恩幸运了。

每次过北京，都是来去匆匆，这一次，总算有了个亲密接触。目睹了北京的繁华，也看到了许多繁华背后的阴影。有时站在北京的天桥上，望着倏忽来去的车辆，感觉在这样的城市里，人确实像一朵漂泊的灵魂。

来到清华，第一次见到了“清华园”；来到北大，第一次见到了未名湖，和湖畔的博雅塔。神往中的湖光塔影并没有出现，天气还冷，湖面上只见喧喧闹闹的收费滑冰场。

二、

坐在电脑前，刷新，刷新，刷新。占卜命运的手，竟然有点颤抖。

当一屏学号、成绩出现在面前时，头脑一版空白。半年多的艰辛，就在此一举了。

找了好久才找到自己的成绩。英语76，政治77，新闻史论95，新闻实务120，总分368，专业第五名。那门只有95分的专业课真是说不过去，考时对这门课最满意，怎么反而是最低的呢？幸好其它的三门还成，不然死定了。最高分是375，分数咬得很紧。几乎一分就是一个名次。

我知道，得准备复试了。

三、

3月20日，离开北京整整一个月后，我又回来了。管兄当然还在北京，他推荐我住在另一个在北京实习的湘大学生郭帅那里，樱花园小区，也没有太多的客气，我就过去了。这时我试着用邮件联系一下A教授，但是被婉转拒绝。我跑到北大又去了一次，连一个老师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北大新院正在搬家，办公室还没有分好，基本谁也找不着谁。

无奈之下，我在对外经贸大学一间非常舒服的自习室里，美美地看了三天的书，这些书我看得很充实，但是复试时没有用上一个字。至今天，我才明白这个道理：当时停止去找导师，这完全是个错误。A教授不肯，应该再去找别的老师，闷着看书是在自杀。

四、

3月25日复试。那天，一切也还平静。我来得早，挎着好友于杰因我来京特意借我的很拉风的一个黑色皮包（自称值几百块，从未舍得用过），在未名湖转了好几圈，终于熬到了时间。

我抽到的题目大意是，有一个记者的组织，公布了广告的“七宗罪”，材料中详细地给出了都是哪些“罪”，对这个事情评论一下，我以为我抽错题目了，这不是一个广告学的问题吗？如果非要往新闻方面联系，就是这样的新闻该不该报，会产生哪些社会效果，等等，可是，既然是有组织公布出来了，作为新闻媒体客观报道一下，不管怎么说，都是未可厚非的啊。往那方面联想，真是太牵强了。定睛再看题目，确实是一个开放式的没有限定范围的讨论性话题，那么只好硬着头皮往广告方面说了。

面试的老师共有四个，一个负责英语口语。专业方面只有三个，包括A教授。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将那个抽到的必答题回答了。之后就是自由提问，令我奇怪的是，她们也只是问我一些广告方面的东西，答自己所不熟悉的东西，这令我非常的不爽。后来，复试中负责记录的那个学姐给我发邮件，说我回答时“跑题了”，这我就不能理解，如果说抽签抽到的题目答偏是我的错误的话，那后面的提问环节，她们完全不必非问我广告方面的不可啊，她们完全可以问一些新闻方面的东西，但是她们没有，面试中差不多只有一个半问题是与新闻专业相关的，一个徐泓老师问的一个问题：“谈谈湖南的电视”（这个问题还是并不算意外的，稀里哗啦答了不少），半个问题也是徐泓老师的：“你认为广告人与新闻人有什么区别？”最为有趣的是在邮件中表示过在面试中好好了解我的A教授，她只是在面试快结束时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们湘潭大学的文学与新闻学院是哪一年成立的？（这个当然难不倒我，我在院团委当宣传部部长时还参与过五周年院庆的前期策划）

回忆面试的情景，细节记不大清了，但大致应该就是这么个样子。

第二天在北大四教考听力。只考了半个小时，考试很不正式，一间像我们学校文科楼101那样的小教室，就可以塞三十个人考试。这更使“听力是走过场”的传闻听起来可信。

五、

回到湘大，我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这个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北京本地的考生，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这也是跨地域的考生没有办法的事。

很羡慕我的一个考中山大学的朋友，他们是复试完的当天便可知道是否被录取。这就很干脆（事实上复试之后所有的考试就已经结束了，且分数已经打完，应该知道是否被录取了），曾经我以为复试之后不立即出结果是一种慎重，但是现在我宁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把它理解为，分数出来之后，有关系的人要各走各的关系，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又要掩饰得不失水准，的确是需要这样一段缓冲时间的。

六、

接下来就可以和《我如何被北大黑掉》衔接上了，我在该文的末尾，说要打电话到新院问问情况。

然而，我还没有打电话到新院去，已经有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了。先是一个北京的某杂志记者，后又是河北青年报的一个记者。我没有办法给他们想要的。因为我除了推测，什么都没有。其中河北的那个记者甚为真诚，接连几天的打电话，向我了解情况，表示要好好做这个问题。此后的接连几天，他都打电话给我。（现在，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了。）

周一（4月3日），我打电话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接电话的依旧是院办的“张老师”，依旧操着一副不耐之极的口吻。

我当然问她为什么我前面加了一个人的事，她顾左右而言他，也不管答非所问，反反复复地说的就是：“你还问这个干什么？网上不是公布了吗？”“别问了，问这没用，你赶紧去调剂吧”，问她复试的情况，她就说“反正你是倒数第二名，怎么扩招也不会扩招到你的，你不用问了”。

这种冷漠的态度我已经习惯了，其实这还是她心情不错的时候，往常，哪怕当你正在向她说着话的时候，她也会“哐”的一声挂断电话。

看来，在这个话题上我们已经无法沟通了，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七、

我从来没有收到自己的复试通知书。

我临去北京复试的时候，曾经打电话给“张老师”，问可不可以不要邮复试通知书到湘大来，因为路途遥远，按照院里公布的发放复试通知书的时间表，我拿到复试通知书后再去北京，就来不及了。我想，我自己去北大取，总可以吧。

然而“张老师”告诉我：“不接待！不接待！院里正在搬家，谁有空接待你？！还是邮到学校去。”

没有办法，我只好先去了北京，告诉我的同学，如果来了复试通知书，就用特快专递给我邮到北京。（按规定，复试时要携带复试通知书）

直到我复试完回到湘大，问我的同学，他们仍说没有接到复试通知书，幸好，在复试资格审查中也没有检查我的复试通知书。

这时，我突然想问一下“张老师”，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收到复试通知书。

她在电话那头仿佛极大无辜地道：“不是你说的要来取吗？你怎么没来取啊？你想要我给你邮过去，我这有一大摞呢。”

我冷冷地道：“好吧，麻烦您给我邮过来，我想留个纪念。”

我在《黑掉》一文中所说的打电话到院里去，就这样结束了。现在离那次打电话已经两个月过去了。这些天我一直呆在湘大，至今也没有收到我的复试通知书。(未完，下文见http://blog.sina.com.cn/u/4987b2b9010003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