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研究的“经典性成果”
———评刘世南《清诗流派史》

　　刘世南先生的《清诗流派史》1995年在台湾文津出版社以繁体竖排印行，公开向学术界“试剑”，很快受到不少学者的盛赞。如白敦仁先生评“是书如大禹治水，分疆画野，流派分明”，“若网在纲，二百年诗歌发展痕迹，便觉眉目清楚，了然于心”。屈守元先生评此书“既扎实又流畅，材料丰富，复有断制，诚佳作也”。张仲谋先生认为这本书与严迪昌先生的《清诗史》同是清诗研究的“经典性成果”。值得欣慰的是，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简体横排出版了该书，这对内地古典文学的研究将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该书对清代二十二个诗歌流派及其中作家的思想和艺术特色一一进行了精到的分析，由此读者可以对清代诗歌发展变化有个全面细致的把握。该书除了对常为人知的神韵诗派、格调诗派、性灵诗派、肌理诗派等进行别出心裁的研究外，还对河朔诗派、岭南诗派、饴山诗派、桐城诗派、高密诗派、常州诗派、汉魏诗派、中晚唐诗派等过去少有人或不曾有人过问的流派进行了细致的探讨，这些部分是该书明显的开拓性贡献。

　　作者不仅没有像过去的一些文学史一样块块结构地介绍作家生平、思想、作品特点而罗列成史，而是注意“时代要求、文学风尚及诗人主体的审美追求”三者紧密联系，力求追索诗歌发展的内部规律和递变，并不时表达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些都是作者加意追求的结果。他说：“我一向要求自己厚积薄发，著书必须有自己的见解。”并简略列举“《清诗流派史》的创见”四十条，以为“自我肺腑出，未尝只字篡”（《在学术殿堂外》13－14页）。其言其行都显示出作者独立的学术人格，与时下不少“学人”竞相抄袭的恶劣风气有天壤之别。这种独立精神不仅表现在其开拓性研究（像敏泽序及作者所举例子）上，还表现在作者不妄随人言，亦不为大家所笼罩上。作者往往敢于直言一己之见，作鞭辟入里的论析。如作者和钱钟书先生曾经来往书信，钱先生对作者多有称誉；然本书亦有不满其说而径直论辩的地方。比如，钱先生认为朱彝尊“于宋诗始终排挤，至老宗旨不变”，而作者认为朱氏早年所作《赠张山人》等诗确实完全不用宋人字、词、语，但是五十六岁之后，则受到王禹偁、梅尧臣、王十朋、黄庭坚、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的影响，苏轼对其影响最大。作者各举一例为证，还说“用苏诗则自（《曝书亭诗集》）卷十一至二十二共有四十处之多”。由此作者认同洪亮吉、翁方纲等认为朱氏学宋的观点，而作者摆脱了古人直下断语而分析不透的缺点，将朱氏晚学宋人之事给坐实了。（详见该书167页）

　　作者能有层见叠出的新颖见解，在于其治学视野的开阔。该书常常恰当地征引中外古今的观点论说，以使之与自己的阐述相得益彰。如，该书第二十一章“诗界革命派”论述梁启超提倡“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一段，作者认为梁氏“若白话诗，则断断不能诵”一句直觉性强而理论阐述不足，故引朱晓进《从语言的角度谈新诗的评价问题》对白话写诗的缺点的阐释，指出了古典诗歌语言形式适应于文言语言系统，肯定了梁氏“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观点。（见509至510页）朱文发表在1992年，可见作者时时关注当前学术研究的情况，而不是闭门造车。该书十七章第三节论龚自珍“其道主于逆”的悲剧意识，引曹文轩先生《思维论》之论“悲剧精神”，毫不扞格，相得益彰。作者自己说：“国学的经史子集、现当代的新文学、外国的文论，或多或少都融化在我的一些观点中。”（《在学术殿堂外》14页）这在《清诗流派史》中反映出来了。

　　以上所举例子可见作者视野的广度，而其广度所带来的深度亦是值得称道的。比如对王士禛在诗歌史上的地位的评价，作者即把我们的目光从传统的视角拉到西方。（详见184页）从传统尺度衡量，比起唐代的李白、杜甫，宋代的苏轼、陆游，王士禛顶多是“小的大诗人”（这是作者幽默而机智的表达）。可作者同时引用西方诗人和诗论家的话，谈到“在西方人眼里，王士禛应该算最伟大的诗人”。这些都是与王士禛的诗及其诗论相契合的。我们以为的“小的大诗人”在西方那里便成了“最伟大的诗人”了。作者在这里并举两种观念，其意义不可小觑。

　　作者视野宽阔，用功复勤，表达出独出心裁的学术观点，撰成大著，自然称得上学问家。但作者不专“为学问而学问”，撰成此书尚有其良苦用心。作者在其《在学术殿堂外》曾举《清诗流派史》的重点：一、通过吴兆骞说明专制高压会使人“失其天性”；二、通过谭嗣同说明民主意识的产生及其巨大意义；三、通释函可说明韧性战斗的重要。作者在其中推崇的精神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重要。王晓明在《思想与文学之间》中所表达的知识分子的忧虑，正在于这些精神在今天的缺失。在《清诗流派史》出版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编的“鸡鸣丛书”（王晓明《思想与文学之间》即为其中一种），意义是深远的。刘世南先生引杜甫《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更觉良工心独苦”并苏轼的解说“凡人用意深处，人罕能谕，此所以为独苦”。刘先生这种焦虑与“鸡鸣丛书”的作者们是不谋而合的。因为有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在行文中便不免充满或喜或忧的情感脉动。屈守元先生给刘世南先生的复信中说：“尊著《流派史》列顾亭林为专章，启发甚大。……世道如此，读宁人之书，不胜感慨也！”今天再读“鸡鸣丛书”和刘先生的《清诗流派史》，亦不胜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