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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为案件而奔忙坐不下来,故 国栋先生约为文摘五周岁写点文字之时,乘着酒兴写了几句短诗,半是赞喻,半是自嘲地将国栋和文摘拟为小草交了卷。友人阅后均责我过于偷懒,想想也是言犹未尽,遂补之。
我认识国栋先生已有些年头,不仅折服于他的敬业精神更折服于他为中国律师事业的发展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国栋乃一布衣,虽早年就职于《中国律师报》,但此后与律师界无任何官方的关系,亦无关心中国律师文化建设的义务,却办起了《律师文摘》这么一份被公认为律师读物中阳春白雪的读物,使众多法律人(不仅仅是律师)多了一份精神食粮。国栋先生为此是“衣带渐宽”人清瘦,内中辛苦我辈是心知肚明,便由惺惺相惜之感发展为知己。
中国律师队伍重建已20多年,应算是成年人了,但这支队伍中的个体却是老中青幼相结合,且个人经历与追求不同,学习目的不同,对读物自然是各有选择,形成了不同的读者群。《律师文摘》定位于哪种层次呢,我想国栋先生在收不抵支的困境时能坚守贞操,坚持将文摘定位于关心并有志于推进国家民主法治进程者这一层面,是难能可贵的。有人曾建议国栋先生走商业化刊物的道路,被拒绝了。当然,如加入带血带色的花边,读者群可能会有较大的扩张,发行量大了,广告也能大收益,国栋先生可能不会再愁上顿与下顿了。然而,这就不是孙国栋了,文人的那点骨气在此表现无遗。
反思国栋先生作为律师界外之人,为律师事业如此着力,吾辈亦常有惭愧之心。律师的存在之本意,应是为弱者服务,努力使社会各个阶层不至于强弱相差过大,以保持力量的平衡,从而求得社会之和谐。然而,很长的时间了,为有钱有权人服务,金钱至上险些成了中国律师的主流,明哲保身则成为不少律师无奈的选择。有识之士因此为中国律师的前途担忧。如果说,社会上存在对律师的种种误解使我们一些人感到不平,其实怨不得他人,谁让我们腰杆不直呢。《律师文摘》摘出的精妙文章亦常能鼓励我们挺起腰杆来。例如,今年《律师文摘》的第4期刊登的历史名案—德雷福斯事件:审判与流放,附上了左拉的《我控诉》和希拉克总统的《谈及“我控诉”一百周年的信》,正值我和我的同事们介入高莺莺、高天虎案之际,颇受启迪。尤其是希拉克总统的信,我是读了多遍并将其转贴到我的博客上。希拉克先生说的“为真理服务”成为我执业的新的精神支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