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错了车。

   忙完武昌的事，就匆忙赶到宏基车站坐汽车去襄樊。售票窗口一问，知11点30分去襄樊的车离开车还有2分钟，根据车站提前10分钟上车的规定，电脑出不了票。我们按指点到了14号检票口，见车还在，是一个小中巴，车主告知因无人坐不走了。此时又来车站一男性职工告知楼上还有一趟11点50分的大巴经随州到襄樊，慢一点五个小时也能到。于是，我和小万在他的带领下上了二楼，果然有一辆大巴，车头挂着牌“武昌—襄樊”。向车上的司机和售票员落实，说是5个多小时到，想想比一楼售票窗口说的14时半的车还是合算，就在车上买了80元一张的票。11时53分，车走了，我也闭目养神。然而车子一停就停到了付家坡汽车站。12时36分，再从付家坡出发，就在城里转。到13时40分，才转到东西湖区上了107国道。一路的上下客，直到16时30分终于到了随州，我们又被转给了一辆随州到襄樊的车，19时10分到了襄樊。对此，我毫无怨言，只怨自己上错了车。车老板也不容易，从宏基车站开出才5、6个乘客，且只有3个人是到襄樊的，如走高速公路捡不了客，他们肯定不跑这条线了。

2、联通不通。

   到了襄樊，当事人亲属来接了。我即发信给亲友们报平安，然而却迟迟不见回音。最令人叫绝的是，登记宾馆是19时28分刷卡，平时无论新疆还是广东，都是卡一刷，工行提示的短信就响了。而在襄樊，我是20时40分收到工行在19时28分发出的短信。用过晚餐，回到宾馆后的21时12分收到大儿子王令出差上海在19时44分发出的短信。对此，我有点疑惑了。是应当指责中国联通的服务质量，还是体谅联通湖北省公司或襄樊分公司的经营困难呢？怎么到了襄樊，我的联通手机就如此不好使了。看来回京后有空得找联通理论一番，无空就换手机算了。临睡觉，也未收到来自北京的妻子和朋友的短信，有点忧闷，没法子，谁让消费者总处于弱势呢。犹豫再三，用房间电话给京城家里报个平安，一问得知妻子发了三个短信给我，我均未收到，她也是联通的手机。对此，我感到对不起的是小儿子，本来这周末要带他去大连玩的，如此看来只有改变计划，欠他一个债了。

3、等待也是工作。

   24日清晨即起，用过早餐就赶到襄樊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这里的刑警上班都较早，经与承办本案的刑警交谈，对案情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最无争议的是高莺莺之母陈学荣不应羁押。然而我们的会见安排由于该案已到拘留期将满需决定是否逮捕的关系，襄樊市公安局将材料报市检察院，而市检的有关同志在周二携案卷去武汉向省检察院请示，今天应回。因此，我们只有耐心等待。不过我们也未浪费时间，抽空去了高莺莺出事的地点－－老河口宝石宾馆看一看能增加直观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