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司马光在谈及君王无耐朋党时说：“患群臣之朋党，何不察其所毁誉者为实？为诬？所进退者为贤？为不肖？其心为公？为私？其人为君子？为小人？苟实也，公也，君子也，匪徒（不仅）用其言，又当进人；诬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弃其言，又当刑之。如是，虽驱之使为朋党，孰敢哉？释是不为，乃怨群臣之难治，是犹不种不耘而怨田之芜也。”司马光意在指责昏馈君王，但我们也须自醒，要警惕和防范现实中的形式各异的“朋党”现象。

“朋党”贻害无穷，也为历代统治者所弃。公元1044年，欧阳修向宋仁宗所上奏章《朋党论》，对“朋党”剖析透辟，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分析“朋党”贻害。开篇指出：“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然“同利”者互相勾结，造势争权。但对去“朋党”之难，唐文宗也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 （《资治通鉴·唐文宗太和八年》）。难怪明·夏允彝在论明末朋党言：“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始终，迄于败亡者。以聪明伟杰之士为世所推，必以党目之。于是精神智术，俱用之相顾相防，而国事坐误，不暇顾也。”可见“朋党”贻害之深、之厉涉及国事国运。

目前，尚不敢说具“朋党”之势，但就一个单位、一个企业围绕某位核心人物，自主或不自己的编织网络，形成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是小圈子的人被排挤出局、冷落一边的“朋党”问题不能不引起重视，其不良的“投射现象”会造成内部的严重不良情绪和倾斜。

情素自生，相互关照，乃人之长情。生活中，聊饮喜好，非好友固然难成一围。但将友情经营到百般庇护，为攻讧之徒，则不能称为朋友，只可做“朋党”谓，严重阻碍了，以德用人、任人为贤，秉公持正、是非曲直的管理原则。故“朋党”于企业，百害无一利，当引起警惕。 

君子行事于公，其果利公；小人议事于私，其果必害于公。企业中，冰火不容者常见。企业用人需识人辩机则，如以“朋党”圈中用人，则打击君子。因此，如前文所言，企业有朋党之乱，老板当自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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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朋党论》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