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情（外二章）

王计兵

父母爱情//被打的母亲/双手抱头/圆滚滚的/像一根木头/有时，双手只能捂脸、捂眼、捂嘴/发出呜呜的声音/像风刮过树林/被打的母亲/只在夜里才发出哭声/在漆黑的田野/在姥姥的坟前喊娘/那时我还小/如同一枝嫩芽/保持着春天//被打的母亲信命/像有的植物是树/有的植物是草也是命/命让母亲嫁给了父亲/打和被打都是命/包括后来/我们繁茂如树林/母亲偏瘫如北坡/唯有父亲日夜照料母亲/如夕阳不遗余力洒下金粉/母亲说/这是命/你爹的命。

这是我曾经写过的一首在网络上惹起很大争议的诗歌，叫作《父母爱情》。而事实上，我曾经写下过一组关于父母爱情的诗歌。但是诗歌很难详尽地描述父母关于情感走向的一生。我母亲的婚姻是我大姨做主决定下来的。大姨年长我母亲五岁。当年大姨父是他们村的生产队队长，我父亲是我们村的生产队会计。一次在各公社召开的生产队交流会议上，大姨父和我父亲结识。后来大姨去我父亲家考察，看到了一口大锅和一盘很大的鏊子。在那个寸铁寸金的年代，大锅大鏊子是一种富贵的标志。唯一遗憾的缺点是我父亲一米七八的身高。那时是按票供给物品的，吃饭有粮票，穿衣有布票，身材越高，就需要更多的布票。一米七八还是有些太浪费布票。实际上，大姨的担忧是多余的。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几乎没有新衣服。父亲退下的衣服会改小，大哥穿过了退给二哥，二哥穿过了退给我。即便是现在，我双脚的脚趾仍然有些畸形，正是因为小时候长期穿退下来的小了一码的鞋子。至今，我穿的鞋子只有39码。而我的脚趾，小脚趾没有指甲，形状有一点像我奶奶裹过的小脚。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新衣服是小学五年级。那一年，由于二哥的突出表现，父亲奖励给二哥一件白色的衬衫。二哥一直生性顽皮，上学调皮捣蛋。从三年级开始，就因为连续留级和我同班。五年级时，破天荒拿到了一份奖状，父亲格外开心。为了奖励二哥，算是鼓励浪子回头吧。父亲给二哥买了一件白色的衬衫。没想到二哥穿上白色衬衫的第一天就和同学打架。经过一番搏斗，那件崭新的衬衫被撕破，缺少了半块衣襟。当天放学回家后，二哥就被父亲暴打了一顿。那件白色的衬衫，也被父亲拿到了我们村庄的裁缝铺，改小，变成了我的新衣裳。但是这身高的缺点和大锅大鏊子比起来，仍然凸显着家庭的优势。于是，大姨就决定促成我母亲和我父亲的婚姻。自幼就是孤儿的母亲，对着这个相依为命的姐姐几乎是言听计从。就这样，我父亲和我母亲踏进了婚姻的“陷阱”，开启了母亲遭遇家暴长达十二年的历程。甚至后来，我母亲和我大姨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微妙。大姨每次见到伤痕累累的我的母亲，就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觉得愧对了我的母亲。所以每次到大姨家，大姨都会极尽所能地款待我们。在我幼年的记忆里，美食的滋味大多来自大姨家。

父亲的家暴行为一直特别严重。母亲因为从小就是孤儿，所以性格也就格外地要强、倔强。每次母亲遭遇家暴，都一声不吭。父亲的拳脚就像打在一根不会叫喊的木头上。我们兄弟三个，大哥比我大六岁，二哥比我大两岁。只有年龄最小的我，也是唯一一个可以舍身保护母亲的一个。父亲有着强烈的家庭地位感，他绝不允许他的孩子挑战他作为父亲的尊严和权威。即便是最后，在他临终前两个月，我六旬的大哥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还被父亲用一根木棍追打。大哥一直逃到自己的院子里，大哥的一家人都在院子里，大哥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过父亲的一顿打，但是父亲当着一群孩子的面，仍然把我大哥打了一顿。早年间，父亲殴打母亲的时候，我的两个哥哥是万万不敢上前保护母亲的，只有我，因为幼小，也因为平时乖巧，所以很少被父亲责打。父亲责打我最严重的一次是因为我丢了两毛钱。那天早上出门时，我向父亲讨要了两毛钱去购买橡皮，在上学的途中，两毛钱莫名其妙地丢失了。晚上放学后，我又向母亲索要购买橡皮的钱，母亲手里平时是没有钱的，所以母亲又转达给了父亲，父亲就判定我花掉了那两毛钱。询问我两毛钱的去向，我闭口不答，就这样激怒了父亲。据母亲后来讲述，父亲用鞋子大约打了接近200下。我只记得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当年防震要求，我们一家住在防震棚里。住在50米外另一个防震棚里的我的奶奶，都听到了父亲打我的声音，蹒跚着小脚，来到了防震棚前，用力拍打那一扇简易的篱笆门。

我们从骨子里对父亲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敬畏和惧怕。父亲殴打母亲的事情发生在我六岁之前。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母亲去12公里外我的舅舅家借粮，可能是因为回来的时间有些晚了，母亲刚刚走进家门，就被我父亲一把薅住了头发，摁倒在院子里的一棵石榴树下，一拳一拳，一脚一脚地打起来。我号哭着抱住了父亲的一条腿，父亲便用另一条腿去踢打母亲，我抱住了另一条腿，父亲又换成了另一只脚。我只记得那天晚上，我不断交换着抱住父亲的一条腿，也只是将父亲的一条腿抱成一个更大的拳脚，带着我捶打母亲。我的记忆中，那天父亲殴打母亲，殴打了很久，直到打得自己也累了才停下来，蹲在墙角，掏出口袋里的纸条烟叶，卷了一根烟，在那里抽烟。我母亲则默默起身，离开了家门。我知道母亲要去哪儿，便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母亲。这也是记忆养成的一种习惯，每次母亲遭遇过家暴，总是一声不吭，然后就会等到夜深人静，一个人走向田野深处，走到远离村庄的一条干涸的沟渠里，先是低头默默坐上一阵子，然后就开始哭，从嘤嘤地哭，到号啕大哭。母亲的哭声里永远没有内容，这是从小就是孤儿的缘故。几乎所有人哭泣的时候都会喊娘，但是母亲不会。母亲不到三个月，我姥姥就死了。不到七岁，我姥爷死了。所以母亲的一生都不会哭爹喊娘。一个人一生中离生命最近的人，却成了生活中最远的人。母亲在号啕大哭一阵子之后，就把我搂在怀里，最后长叹一口气，算是对命运的无奈和认领，然后就会带着我返回家中。

时间久了，母亲甚至能从父亲的表情里，感知家暴将要发生。当年，父亲是生产队会计，母亲作为社员，每天的劳动工分要由父亲统计，但是父亲从未给过母亲高工分。按照当时的记分方式，男劳动力一天记10个工分，女劳动力一天记9个劳动工分，而我的母亲却经常只能领到8.5分，或者8分。不是母亲不够努力，而是父亲觉得，自己掌握着记分大权，如果给了母亲高工分，可能会引起社员的不满。而每当母亲迟到，或者当天出现了什么状况，就会被扣分。每当出现扣分严重的情况，母亲就会知道，一场家暴就要来了。母亲回到家里，就会把碗碟收拾起来，以免打碎，把擀面杖、菜刀、锄头等等一些可以顺手抄起来的物件藏起来，以免盛怒之下的父亲拿起来，把自己打死。母亲说，挨打没什么，男人打女人没什么，但是不能打死，不能让自己的孩子没有了娘，没娘的孩子日子难过，自己从小就是没娘的孩子，那种滋味不好受。懂事的大哥也会帮忙，把一些物品藏起来。就这样，我们陪着母亲，静静地等着天色将晚，父亲归来，家暴来临。

家暴是一个家庭的悲哀，也是时代的病。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家暴是村庄里的普遍现象。遭遇到家暴，女人大多都会哭喊，用哭喊的方式发泄情绪，也向外发出信号。因此当家暴发生时，听到哭声的左邻右舍都会前来劝架。在劝架中，夫妻双方，特别是男人找到了台阶，一场家暴就终止了。毕竟没有哪个男人真的想把自己的老婆打死。然后几个女人，劝架的和打架的，就会相互抚慰。一起掉着眼泪，一起诉说，聊着聊着心情也好了起来，甚至聊着聊着又笑成一团。家暴成了她们日常的一部分。她们选择了认命。我的一个邻居婶婶，是遭遇的家暴最严重的一个，每一次都被打到死去活来。一天晚上，那位婶婶假装自己突然精神失常，以为这样就可以躲避家暴。没想到，我那位叔叔居然拿出了一把锥子，刺进了我婶婶的大腿。我婶婶瞬间就跳了起来。

（节选）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