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一直生活在北京，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心里总在想着另一座城，似乎那里才是命运安排给我的、我真正的栖身之所。这种感觉在这几年愈发清晰，但那座城的样子却影影绰绰、难以描绘，似乎一个迟疑就会被错过。

毛姆曾在他那本极负盛名的《月亮和六便士》里写过一个叫亚伯拉罕的英国人。亚伯拉罕是医学院的高才生，在外科手术方面尤具才华，在去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就职之前，他给自己放了个假，优哉游哉地乘着游轮去了地中海。一天早上醒来，他乘坐的那艘船刚好在亚历山大港靠岸：“阳光给这座城市镀上了一层金色。他站在甲板上，向岸边望去，只见码头上熙熙攘攘。他默默地看着那些人——有衣着褴褛的当地人、来自苏丹的黑人、头戴帽子的土耳其人、三五成群的意大利人等等，他们吵吵嚷嚷，非常喧闹。他抬头仰望碧蓝如洗的天空，白云袅袅，阳光明媚。忽然间，他心里有一种奇特的感受，他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总之，这件事情太过突然，按照他的话说，就仿佛是晴天霹雳一样。”是的，就在那一瞬间，他像是听到了上天的旨意，一股狂喜涌上心头——他觉得自己获得了无限的自由，所以他当时毫不犹豫地就决定要留下来，在亚历山大度过后半生。

20岁的时候读到这个故事，没留下太深的印象；30岁再读，我认为这是一种大浪漫；到了40岁，我想，大概每个中年人的心里都会装着另一座城吧。

为了找到那座城，我游历了许多其他的城，却从未有过亚伯拉罕那种“晴天霹雳”的感觉。在一个雪夜，我和吕蓓卡在电话里讨论起我们心中“那座城”的样子。

吕蓓卡说：“新疆，住黄土夯的小屋，看柏油马路上哈萨克人骑着马，太阳从云层之间投下如注的光，打在黄黄红红的红花地里，打在无边无际的戈壁滩和辽阔的田野绿洲上。新疆老头儿唱起木卡姆来那叫一个迷人。我就置一顶帐篷，一边给人摘葵花一边构思剧本。”我说：“意大利南部，西西里的某个带着意大利古老的野蛮之气的小镇，那里总是艳阳高照，街上一溜几百年历史的房子，那是从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手中接过来的肉铺、面包房、冰激凌店、花店、裁缝铺和鞋店。出了镇子就是一片原野，原野上有三棵树，我会在树下送别我的情人。”吕蓓卡又说：“秦岭，就跟《空谷幽兰》里头写的那样，悬崖上搭个棚子，棚子前巴掌大一块自留地，自给自足，隐居参道。腊肉与苞谷酒，粉浆饭与糊涂面，都吃得人喉咙想唱小曲。在这地儿我一个月不洗澡，跟村里的老头儿们死聊死磕，写老辈的男人的故事，女人的故事，爱的故事，杀人的故事。”

我又说：“南美。住在像弗里达家那样的黄色、绿色、粉色或者蓝色的房子里，斑驳的走廊带着殖民地的建筑风味和热带的气韵，院里种着宽叶的大芭蕉，女人头戴红色的花朵，与鹦鹉争艳。人们画画、读诗、举杯痛饮，晚上就像《一千零一夜》里那样，在月光下讲故事。”

然后我们钻进被窝，把所有幻想塞到梦里，得到人生的片刻丰满。那座城依然虚无缥缈，此时此地，我们依然不能离开。这令我惆怅，是不是每个中年人都会对生活心怀惆怅？

二

 (节选)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