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有片榕树林（上）

——温州人在法国

朱晓军

引言

“你爱法国吗？”法军营长问他的士兵。

“爱。”二等兵林加者答道。

“你爱中国吗？”

“爱。”

“假如法国与中国交战，你的枪口对准谁？”

 “我投降。”他说着举起双手。

“为什么投降？”营长大为惊诧。

天底下哪有这种士兵？一提交战就投降，难道法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遭受的耻辱还不够吗？

“法国是生我的母亲，中国是养我的母亲。我不能向母亲开枪，只有举手投降。”

像林加者这样的生于法国、长在中国，有一半欧洲血统、一半中国血统的人都免不了被问类似问题。

“看球赛时，你是为法国队助威，还是为中国队呐喊？”有人问张达义。

“中国。首先我是中国人，然后才是法国人。有中国队的球赛，我喊：‘中国队加油！’有法国队的球赛，我喊：‘法国队加油！’中国队对法国队的话，我希望中国赢。”张达义毫不回避地说。

张达义有两个父亲、三个母亲：一个中国生父，一个法国养父；一个波兰裔法国生母，一个法国养母和一个中国养母。他生于法国巴黎，9岁回到温州丽岙，35岁回到法国，到底是什么让他打破情感平衡，做出如此选择？

张达义说，我身上有一半欧洲血统，一半中国血统。

我认为林加者和张达义是100%的温州人，他们的母语是“世上最难懂方言”——温州话。他们凭着“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在法国打出一片天地，成为有名的侨领。在他们身上有着温州人的胆大，不安分，敢为天下先；头脑灵活，有经商意识；抱团、仗义，敢为朋友两肋插刀，哪怕是竞争对手也能“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也有温州人的孝悌忠信，以及对根——家乡和国家深深的爱。

第一章  一个“杰让”和两个“大年”的父亲

一

1945年9月2日，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

10月9日，巴黎10区的圣路易医院传来“呜哇，呜哇”的啼哭声，哭声是那么响亮，那么理直气壮，似乎在向这刚走出苦难的世界宣布：“我来了！”

温州丽岙镇下呈村的张月富的儿子出生了。喜得贵子本来就是可喜可贺的事，何况张月富四十有二才有后人，更是大喜过望了。中国农村有一说法，庄稼收成分大年小年，大年意味丰产丰收，硕果累累。也许张月富觉得仅有一个儿子不够，希望自己的女人莱奥卡迪·格兰德像片肥沃土地，多生育几个儿子，于是给儿子取名大年，即张大年。

在巴黎温州人的后代中，张大年不是第一个“大年”，在他出生的前一年已有了一个大年——邵大年，他是丽岙镇河头村邵炳柳的儿子。邵大年也许是巴黎温州人的第一个“大年”，起码是温州丽岙人生在巴黎的第一个“大年”。

张大年出生半年后，1946年4月8日，河头村林永迪的儿子出生了，这个孩子没叫“大年”，据法国巴黎警察局户籍卡记载：林扬·杰让，生母：戈凡·艾德蒙，生父：让奴。让奴是林永迪的法国名字。让奴给儿子申报户口时犯个小错误，本想给儿子取名林·杰让，却把自己中国名字的前两字的拼音填上了，还没填对，结果杰让就有了一个既不法国，也不中国的姓氏“林扬”。

在法国历史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是天主教，天主教徒要为孩子选择一位教父和一位教母。假如孩子的父母发生意外，教父和教母有责任把他抚养成人。让奴和艾德蒙给杰让选择的教父是徐伯祥，他是林永迪的同乡好友，选择的教母是艾德蒙的姐姐。教父教母或许是艾德蒙的说法，温州人把宗教世俗化了，将教父教母称为干爹干妈。

让奴——林永迪是1937年到法国的。那年，17岁的林永迪怀揣借来的数百块银圆，和同村邵炳柳一起离开河头村，坐船到了上海。在上海，他们从“黄牛”手里买了护照。对温州人来说，这是既驾轻就熟又人地生疏的羊肠小道，许多亲友都是从这条小道摸出去的。买卖真假护照已是“成熟产业”，卖的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买的也不觉得几十块或几百块银圆花得冤枉。温州“八山一水一分田”，人多地少，无论多么勤奋都无法摆脱“火笼当棉袄，竹篾当灯草，番薯吃到老”的日子，农民在绝望之下，宁可债台高筑也要出国去赚钱，这是改变他们生活的唯一指望。

他们在上海十六铺码头登上开往法国马赛的轮船。河头村侨史上第36位和第37位出国者就这样离开了祖国，他们比丽岙第一拨去法国的7人迟了8年，比最早到法国的温州人——占阿有晚49年。他们出国那年，丽岙镇有11人出国，其中10人去法国。几人与林永迪他们同行，已不得而知。

林永迪他们买的是最廉价的船票，位于底舱，没舷窗，犹如钻进浮游瓶，里边弥漫着昏暗灯光、呕吐物和排泄物的秽气。在大洋上漂泊40多天后，“浮游瓶”终于抵达了马赛。

林永迪的同乡，后来成为著名爱国侨领的任岩松也是这么出去的。任岩松比林永迪年长8岁，是丽岙任宅村人。结婚那年，任岩松欠下20块银圆的债，难以还上。隔壁村的表姐夫从法国回来，西装革履，像挖到一座金矿似的说：“法兰西的钱很好赚！”这句话为穷亲戚指明了方向——去法兰西，去赚那“很好赚”的钱。任岩松借了五百块银圆，告别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跟村里的几个穷哥们儿一起乘船到上海十六铺码头，买了护照和船票，坐船到马赛。那是1933年6月，任岩松21岁。

据《温州华侨史》记载：1918年至1998年，温州出现过三次出国潮，第一次为1918年至1923年8月；第二次为1929年至1937年6月；第三次为1979年至1998年。按此说法，林永迪和邵炳柳是在第二次出国潮的集结号下出去的。第一次出国潮前，已有一批温州人去了欧洲。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两国在中国招募14万劳工，其中就有2000多温州人。一战结束后，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接见中国劳工时“表示愿意留在法国的，政府配赠住房，以供永久居住，如需就业就学，政府无条件协助辅导。另外，总统还颁发荣誉国民证，证上注明，如有任何困难，可直接觐见总统，可免费到政府各医院就医，可享受清贫救济”。绝大多数中国劳工选择了回国，仅3000余人选择了留下，其中温州人居多。

林永迪出国那年，法国财政危机，工业衰退，工业总产值降到还不及德国一半。林永迪赶上这一经济寒流，生存更加艰难。在马赛，做了几年提篮小贩的叔叔先教他辨识1法郎、5法郎和10法郎钞票，再教他常用的法语，如“你好”“先生”“太太”“不贵”，最后，叔叔给他发了个“结业证”—— 装有领带、灯泡、花瓶和香水的小木箱。

林永迪背着“结业证”上路了。敲开第一户人家，他按叔叔教的第一招——把一只脚伸进门去，这样主人就关不上门了，“先生、太太，不贵，不贵。”门里一对中年法国夫妻瞪着蓝色的眼睛，一个劲地摇头摆手。叔叔教的第二招是从木箱里拿出能让对方感兴趣的东西，如领带、花瓶或香水，他却乱了阵脚，不知拿什么好……最后，收拾起失落和沮丧，又敲开第二家……

做小贩不容易，叔叔讲了个真实故事：法国人在礼拜天都想睡个懒觉，一大早就被“咚咚咚”敲门声惊醒，睡眼惺忪爬下床，打开门一看，一个小贩。他很不高兴，拒绝了。他回到卧室，爬回床上，刚入睡门又被敲响，开门一看，又来个小贩，法国人恼火地大吼一声：“不要，不要！”“嘭”一声把门关上。懒觉就这样让两个小贩搅了，他越想越来气，正憋一肚子火没地方撒呢，门又被敲响了，第三个小贩站在门外：“先生，不贵，不贵。”法国人被彻底激怒了，夺过小贩的小木箱扔去下。木箱“叽里哐啷”“叽里哐啷”滚下了台阶。灯泡、花瓶和香水瓶摔碎了，变成一地碎片，小贩放声大哭起来。

对他们这些人来说，倒霉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邹韬奋在《萍踪寄语》中写道：“这种小贩教育程度当然无可言，不懂话（指当地的外国语），不识字，不知道警察所的规章，动辄被外国的警察驱逐毒打，他们受着痛苦，还莫名其妙！当然更说不到有谁出来说话，有谁出来保护！”据统计，丽岙下呈村90名旅欧华侨有80%的人被关过半个月以上，最长的被关半年之久。

他们生活条件极差，大多挤在一间废弃的昏暗潮湿的仓库或车棚里，吃的是干面包加盐水。林永迪还不错，跟八九个同乡挤住在简陋小屋。他年纪最小，资历最浅，买菜做饭自然而然成了他的事儿。他们平日吃的是最廉价的碎米，菜以捡为主，偶尔会买点土豆。

“我们今天吃点好的。”一天，叔叔掏出点法郎对林永迪说。

他上街拎回一条鱿鱼。见有鱼吃了，沉闷的小屋仿佛从干燥严冬掉进生机勃勃的春天，骤然活跃起来。

“汤，多放一点啊。”一人过来，掀开锅盖，充满期待地说。

“盐，多加一点啊。”又一人过来，转一圈儿，闻闻味儿。

菜烧好了，出锅了，一人急吼吼伸出筷子夹一大块鱿鱼。

“你吃得那么凶？大家都没吃呢，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有人恼恨地说。

饭还没吃就吵起来。

二

(节选)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