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芷杨的小说只有6500字的篇幅，里面却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四个故事。这四个故事虽然情节各异，但模式却惊人地相似：都包含着一个“受控与抗争/顺从”的内核。——这就有点意思了！

这里的“受控”有双重含义：表面上是个体对个体的“支配”，背后体现的却是不同形式的“社会支配”。我们来看看“我”是如何在“受控”与“抗争/顺从”之间挣扎的。

在当代社会，人们看上去消费自主，实际上却受各种“次体系”支配。一个一个虚假的欲望符号系统——广告、时装、汽车、旅游、养生、休闲、电视、网络等构成的“次体系”，牢牢地捆绑着大众。小说中的“我”就是被“广告”和“养生”支配了——带着治愈关节炎和下辈子不再生病的理想，“我”参加了一个中医培训班。在这里，除去交纳昂贵的学费，还要不断购买推销的产品。药物毫无疗效，老师竟然还试图让“我”帮她推销。“我”忍无可忍，奋起抗争，并追回了一半的学费。在这个作品里，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实实在在的抗争。“我”之所以敢于抗争，因为自己与老师之间仅仅是一次性的功能性关系，她对“我”毫无威慑力。

按照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社会支配包括传统型支配、法规型支配等多种形式。作品中，“我”就为这两种支配关系困扰。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