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监护室家属探视区，一个中年女子躬身趴在椅背上，两只手掌撑住脑袋号啕大哭。几个穿橘红色背心的志愿者追过来问我：“您是死者家属吗？”那一刻，我的身子一下子失重，恍惚间魂像是要飘出去了。

那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子，她的弟弟刚刚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几个志愿者误以为我是死者家属，围过来问我是否需要服务。这个误会似乎在暗示我，弟弟离死亡只有一墙之隔，我离成为“死者家属”也近在咫尺。

一

弟弟住院那天正好中秋，我和妹妹各自从长江、香江边赶来，在弟弟的病床前团聚。弟弟发着高烧，瞪着发红的眼睛，显得莫名的亢奋：“我从天花板上往下看着病床上的那个人，我能清楚地看到他在喘气，很虚弱。一群护士围住他，医生拿着榔头和扳手，在敲打他的身体，那个身体硬邦邦的，我知道躺着的这个人已经不行了，他才46岁，我替他难过，他活不到47岁了。”

弟弟满口胡言乱语，在他的意识中，进医院的不是他，而是他的茶师傅邱二槐，他给大成说：“邱师傅病得很重，你马上把他送到医院。”说完又给邱师傅打电话：“邱师傅，你病得很重，回不了老家了，中秋节你要在医院病床上过了，我让朋友马上接你去住院。”

他床头的病历卡上明明写着：司拉英，男，46岁，重症肺炎引发脓毒血症。他已经无法分辨，中秋节躺在医院病床上过节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值班医生叫我去看电脑里弟弟的肺部影像，他不断拖动鼠标，想从肺片上找到一点黑色的空隙，最后失望地说：“你看他的肺，昨天还有点黑色分布，今天早上已经全白了，没有空隙了，连肺部最顶端的边角都白了。”

“我弟弟还能坚持几天？”

“靠把氧气压缩到肺部呼吸，病人可以坚持一个星期左右。”

医院取肺泡盥洗液去检验，需要实施全麻，医生允许我和弟媳妇去探视，“有什么话先想好，拣重要的跟病人说。”

弟弟躺进了重症监护室，我和弟媳妇戴着口罩，被允许站在五米之外跟他说话。弟弟在说话，却没有声音，口型像在叫妈妈。我很诧异，因为母亲患精神分裂症，我们家的小孩，从小到大，绝口不叫的就是妈妈。

我问弟媳妇：“他在说啥？”

弟媳妇有点难过地撇了一下嘴，“他对我和宝宝都没有话要说，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大哥，让我们把马尔照顾好。”

他最后要交代的竟然是他哥马尔……

弟弟照顾患有精神双向障碍的他哥十几年，为他送饭、洗衣服、打扫住处。马尔到哪里都跟邻居吵闹不休，住不了几天就被房东赶走。弟弟一个月要帮他搬几次家，他四处托朋友求情为他租房子。马尔病情严重的时候，半晚上能打一百次电话，到了凌晨两三点弟弟才睡，后来不等到凌晨两三点，他就无法入睡，总担心哥哥来电话，这已经成了他的生物钟。

弟弟戴着氧气罩，眼睛朝我们这边瞪着，等着我们回应他。我怕他听不清我说话，伸着两根手指做出一个V的造型。他很费力地朝这边看了一眼,用手指艰难地做出OK的手势，这个动作很缓慢,像是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他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

弟弟在中山做了四年柑普茶，每年做完茶都累倒，进医院住上大半个月，他把那些小馒头一样的小青柑看得比命还要紧，发着高烧淋着雨，还要去给茶打伞撑雨布。现在他和家人赖以生存的“茶馒头”，在茶厂里静静地躺着，等着他起来。

在茶厂，我把弟弟的嘱咐告诉马尔时，马尔用维吾尔语哭喊着：“我弟弟要死了，我弟弟要死了！”他用母语哭喊，是想避周围人的耳朵，他是对着我和妹妹哭诉。即使他疯癫，也不希望别人知道，他就要失去自己的亲弟弟，茶厂要失去主人了。仿佛在粤语的地界，这样说话就能瞒过死神。

妹妹背着马尔说：“姐姐，我们都是吃尕娃蒸的馒头长大的，我们活着，怎么能看着他走。我想来想去，这话只有你听到，说实在的，马尔活着是件麻烦事，尕娃照顾了他十几年，换一个马尔走了，还没这么难受，四个男孩儿里面，最舍不得的就是尕娃了，谁走他不要走。”妹妹一直习惯叫弟弟的乳名。

二

……节选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