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埋藏多年的英雄史，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的成功只是一瞬，背后却有无数鲜为人知的离奇故事与惊心动魄。“做惊天动地事，当隐姓埋名人”，这是对当年从事核导弹事业众多科学家和基地官兵人生的真实写照。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和物质条件优越的我们，能否真正体悟当时那些科学家和官兵神圣而又孤寂的心境？

铸剑戈壁滩

——“两弹结合”参试官兵的那些事

张仲全

在祖国西北大漠中的某综合试验靶场，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是伟大的科学家，也不是运筹帷幄的军中大员。他们虽是普通一兵，但依然鏖战大漠，驰骋戈壁，并亲手将我国第一枚导弹原子弹成功发射。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一路走来，留下串串感人故事……

干部子弟当上垦荒兵

徐虹和他的1000多名同乡，穿着崭新的军服，带着当地兵役机关发给的简单被装，跟着几名接兵干部在那密不透风的闷罐车里一直晃荡着，随着车轮与铁轨周而复始日复一日的单调碰撞，前几天那种穿上军装的喜悦和对军营生活的憧憬荡然全无。此时，他和他的战友们，压根儿不知道他们究竟要走向何方，目的地在哪里。凭感觉，只知道火车离开中原某城市后，就一直在驶向西北。因为随着列车的远行，他们不但经过了西安、兰州等几个知名大站，而周边也变得越来越荒凉，铁轨两旁的树木越来越稀少。接兵干部也不告诉他们要去往哪里，目的地在什么地方。

当他后来成为共和国第一代导弹发射操纵员、在经历了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那段改变世界格局和共和国命运的难忘岁月后，才真正理解他们行程保密的重要性，也明白了父亲确实不知道他当兵去往何处的真正原因。

徐虹的父亲当时是一名现役军官。按理说，驻军部队和当地兵役机关交往都是十分密切的，是应该知道入伍去向的。但在后来的岁月里，徐虹听父亲多次说过，接兵的同志当时着重对应征入伍人员的政治审查提出了特别要求，至于服役兵种驻守地点是严格保密的。

徐虹能成为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的发射操纵员，不知是命中注定还是纯属巧合。早在头一年，空军在家乡招收飞行员，整个地区只有两人身体合格，徐虹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他年龄较小，当时还不到16岁，于是就没有参加身体复查，继续他的高中学业。第二年，也就是1961年应征入伍，和许多同学一道坐火车参军。

那时的火车都是蒸汽机车，兰州到新疆的铁路是单线单轨，前方一有来车就得避让。铁路线路也不像现在这样笔直，时常出现“Z”字形，车头能够看到车尾。西行的列车还经常爬坡，由于机车动力偏小，经常是前面一个机车拉着，后面一个帮着推。就这样，列车一路“哐当”“哐当”地喘着粗气，走走停停，经过七天七夜才到达了目的地。

能坐闷罐列车抵达驻地，已经是很幸运的了。比他早一年来到此地的副中队长李西川和其他先头部队到来时，由于铁路没有修好，只坐了两天的火车，后来的路程全靠汽车在沙漠中颠簸。

入伍途中，让徐虹记忆犹新的是，在整个列车上，除了接兵干部外，所有人都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列车越往西行，天气越冷，接兵的几个干部突然间都穿上了羊皮大衣，而随行的1000多名新兵只有硬扛着。当时接兵干部也没说要带御寒衣物，也许是保密需要吧。让人费解的还不止这些，列车经过七天七夜的爬行，快到驻地时，还要在广阔的沙漠里转个大弯，并且是在深夜，把人们的头都转晕了。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行进路线也是专门设计的，就是要让每一进入基地的人失去方位感。并且都是晚上进出，让你搞不清东南西北。

天亮后，他们下车一看，才知道此时已经来到了茫茫大漠之中，而当时的基地荒无人烟，还在建设中……

这帮从内地来的年轻人，不论是来自城市还是乡村，确实有些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毕竟这儿和他们想象中的军营有着天壤之别。

还好，到达基地的当天，他们就知道了这支部队的性质和任务。大家都十分庆幸能够成为试验部队的一员，那种幸福突然来到的感觉，让他们能够理解暂时的艰苦，内心激荡着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纷纷憧憬着激动人心的美好未来。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普遍短缺。不少人是抱着“吃饱饭”的目的来到部队的。可是这支新组建的导弹试验部队，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加之周围地区十分贫困，他们所面临的吃饭问题比许多部队都要艰难。一趟送粮的列车到达基地，沿途有时会遭遇好几次饥民的哄抢。时任基地发射中队副中队长的李西川，他说他在1963年之前很少吃过饱饭,他和许多战友一样，因营养不良出现了身体浮肿。

试验部队从一开始组建就走上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之路。这批新兵的到来正好赶上如火如荼的开荒种地搞生产。

徐虹和战友们休息了两三天后，在头昏脑涨、生物钟都还没完全适应的情况下，就被安排去工地修水库，成了戈壁大漠里一个地地道道的垦荒兵。

工作条件、生活环境如此艰苦，吃的没保证，心想住的地方总得有一个遮风挡雨的窝吧。没想到，工地上真还是“窝”都没有一个。等着他们的就是一片乱石遍布的戈壁滩。连队干部带着他们到老兵“驻地”转了一圈回来后，就展开了建造地窝棚的工作。这个工程很简单，就是在沙漠里挖一个土坑，然后在头顶上架上几根木杆子，再用草帘子盖在上面抹上泥巴，居住的“窝”就建好了。没有床，怎么办呢？用土坯堆砌成床沿的形状，再往里面填满沙土，战士们又用干草编织了简易粗糙的草席垫在上面，有的干脆就抱来枯草简单地往上一摊，“床”就铺好了。即使是这样的“床，”也不是一个人能够独享的，那至少是供一个班的共用通铺。

现在说说水吧。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水才要修建大坝。可在水坝修好之前，也就是施工期间，工作生活都得用到水,汽车团专门派出几台水车到几十公里外去拉，拉来的水比油还珍贵，主要是用来做饭和官兵们洗漱的。每人每天能分到半盆水，也就是早晚各两缸子。读者朋友可以充分发挥想象，这点水能够干什么？战士们每次洗脸时，只能轻轻地把嘴巴鼻子眼睛周围洗一下，也仅仅是能够让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嘴巴能说话能吃饭，鼻孔能出气就行了。

你肯定要问，如果没有来水，修水库来干什么用哟？有来水干吗不充分利用呢？

基地的南边，就是连绵的祁连山。祁连山的雪一到夏天便融化了，顺流而下。雪山下来的水冰凉、不能饮用。他们刚到时是8月份，还能用这从雪山奔腾而来的水洗一洗、搓一搓；但是这种幸福的时光很短暂，到了9月份就不行了；10月份更不用说，已经结冰了，根本就没有水流下来。他们在工地上这几个月，没有在此洗过一次澡，要洗澡只能集中到生活点去，可是生活点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因为距离相当的远。

那时，生火煮饭还得要靠煤。然而，煤炭又有限。于是，他们还不时被安排到戈壁滩上去寻找枯枝烂叶来烧火做饭。

刚到基地的时候，他们还能吃上一点儿蔬菜。随着气候的转冷，运输越发困难，蔬菜运输不可能用专列，汽车运输需要十天半月是很正常的事儿，如果是那样，新鲜的蔬菜早在途中就烂成了农家肥。所以，在冬天要想吃上新鲜的果蔬简直是异想天开。

生活条件如此艰苦，每天要干的活儿可不轻松。当时，一个火车皮装载的土石有60吨，一个班负责一个车皮，平均每人要装运5—6吨。他们首先要给火车装泥土石料，当火车到达大坝后，还得把泥土石料从车上卸下来。也就是说这几十吨的泥土石料要倒腾好几轮：首先要挖，然后要搬运上车，到了堤坝上还要把它卸下来。那时，老兵们都很照顾新战友，尽量让新兵多装筐、少抬土。两人抬土时，力气大的战友主动把那受力绳子拉近一点，尽量让体弱的战友减轻负荷少受力。

就这样，经过他们4—5个月的奋战，水库修好了。尽管西北地区干旱少雨，水库水源仅靠冰雪融化而来，其蓄水深度也有十来米。

粮食最困难时期，这支部队的伙食问题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还有过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亲自向各大军区帮他们化缘的窘境。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水库刚一修完，疲惫不堪的官兵们又受领了更为艰巨的任务——垦荒地、种庄稼。

为什么说开荒种地的任务更为艰巨呢？因为，修水库，战士们尽管出力就行，而种庄稼还关系到收成，关系到今后还饿不饿肚子的生存问题，那可不仅仅是个体力活的问题。

经历了风餐露宿和肩挑背磨，修完了水库，本以为可以歇歇脚、喘喘气的，有的官兵们虽然心里很不情愿，但一想到种地能让他们吃饱饭，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官兵们看着慢慢积水的新修水库，希望水库的水能在戈壁滩上浇灌出一片片水草丰美、五谷丰登的肥田沃土，憧憬丰衣足食的美好未来。

地广人稀的戈壁滩要多大就有多大。各单位跑马圈地的负责人，乘着汽车在戈壁滩上跑一圈，面对车轮碾出的一道道痕迹，然后就对着脚下这片土地宣布，这块地是我们的啦。随后由各基层单位进行垦荒。

向戈壁滩要粮食，可得坚持长期作战的思想。上级派人运来了帐篷。虽然有了帐篷，但战士们的工作生活环境没有根本的改变。就说说这个帐篷吧，一个帐篷正常情况下睡个7—8个人就不错了,可是由于数量有限，硬要把全排几十号人塞在里面，这么多人怎么睡呢？只能人挨人侧着身子睡。战士们经常开玩笑地说，睡觉不能翻身，要想翻身也要喊“一、二、三”大家一起翻。如果谁个半夜三更要出去撒个尿、拉个屎，回来没有位子了，也找不到睡处了。要么你得左推右翻，好不容易才能找出一个睡觉的地儿。

那时的单帐篷，防寒效果差。零下二三十度，里面空间狭小不敢生火，一旦出现火灾或者缺氧中毒那可不是小事。战士们睡的都是地铺，下面仅铺了点沙土，然后在沙子上面垫了一点枯草，每个战士也就依赖那一床很薄的棉被，外加一件羊皮大衣，被窝根本就不暖和。大冬天，官兵们一个个在那里全身蜷缩当“团长”。有的被冻得实在受不了，索性到帐篷外的火堆旁烤火度时。有的战士排到站下半夜的岗哨，交岗后也不进去重新睡觉了，便在火堆旁就地打盹或者躺下。

官兵冷得实在没有办法，就用草帘子在帐篷外面围了围，然后在草帘外面堆上一道防风墙。这些做法其实也起不到什么防寒作用，大部分战士的手、脚和耳朵都长了冻疮，时常红肿得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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