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9至1965年，我在沈阳读小学，每个假期，我都要到沈阳日报的资料室读书，主要挑好玩的读。有一本书叫《我看见了什么》，由苏联作家和画家合作，写一个外地儿童到莫斯科旅行的经历。每一页都有插图，文字浅显诙谐，与人为善。这是我以一年级的学历读过的第一本书，足有一寸多厚。

识字渐多，看书的口味也不断变化。从童话故事到战争小说，从漫画杂志到科幻读物，不断收获惊喜和乐趣。

写到这里，有一本书的封面“回放”在眼前：一个笑嘻嘻的秃顶老头平伸食指，让一个微型小孩儿立于其上，窥探一扇大门的锁孔。这本书叫《法国民间故事》。我觉得那个小孩像我，正冲着遥远的课外之所、好玩之地，尽情张望。《沈阳日报》是给成人阅读的报纸，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资料室里却藏有大量童话故事，看得我两眼昏花，乐不知返。

另有一本书的封面也于脑区“回放”：黄昏的天空在上，黝黑的树影和人影在下，上下合为一体，有点神秘，有点凄美。书名为《西流水的孩子》。西流水是一个抗日村庄，今天在我看来，也是一支曲子，一段时光，美好、忧伤，一去不返。当时的我，像许多粗心读者一样，并不关心作者是谁。直到近年一个偶然机会，才知道该书是老作家周而复先生写给少年儿童的读物。

西流水，周而复，多么惆怅、梦幻，一切都流走了，又都回来了，书香回来了，被书尘弄得掌心黑黑的脏手爪子回来了，资料室负责人——我的故去多年的母亲闻树，还有美丽的小佟阿姨、擅长木刻的老金叔叔，他们，都微笑着回来了。

母亲在子女读书方面相当宽容，从未强迫或诱导我说，应该看点“健康的”“正确的”的东西。饥馑和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使母亲看上去很胖。

资料室的红砖平房外面，报社老院子里的假山也回来了。假山上有凉亭，有防空洞，该洞为沈报前身——国民党王牌新六军的机关报所遗弃。该报名叫《前进报》，没少刊发他们老长官廖耀湘中将的指示精神。不知何故，此后沈阳军区的机关报居然也叫《前进报》。我的父亲刘黑枷是沈阳日报的第一批员工，1948年11月他告别地工身份，腰里别着手枪，参与接收新六军的这家报馆，并写有诗句：

“撕碎《前进报》，齐唱明朗天。”

多年后沦为批判对象时，他的不少诗文都被断章取义，深文周纳。诡异的是，这首诗却得以幸免，无人质问：解放军的报纸你也敢撕？历史总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谜语，留给后人猜测。

耳边隐隐传来印刷机械的振动声和街头汽车的喇叭声。那时沈阳的机动车辆不多，市内重要机构如沈报者，也仅有一辆浅绿色的苏联胜利牌轿车、一辆老绿色的美国威利斯军用吉普，还有一辆不知其名的陈旧摩托，用来给领导传递报样和文件。车辆的尾气也不像今天这般令人生厌，物以稀为贵，那时的汽油机油一氧化碳二氧化硫，还可能被人们嗅出某种现代化的先进味道。

假山是个好去处。防空洞内外，弥散着青草、鲜花、酒精和洞底潮气的混合气息。一些工业酒精大瓶子和截顶圆锥体小木头横七竖八，陈于脚下。酒精瓶里的液体大概用于清洗老式的、如今早已退役的铅字版面，而那些小木头则是轮转机专用大纸卷轴心的堵头。今天的我，宁愿将其看作特大号的葡萄酒瓶的软木塞，启开陈酿，追忆酒香，歌唱快乐。

假山下面的通道上，来来回回，行走着早期报社的编辑、记者、工人和行政干部，大家衣着朴素，心思也朴素，对未来怀着希望，却谁也不能准确料到，自己的将来，有什么样的结局。

这些父辈职工中，有一些我曾在资料室见过，都是静悄悄的人物，不大说话，即使说话，声带也不肯用力振动。他们只是埋头查资料、做笔记，只是听见笔尖的沙沙声，翻阅报纸合订本的哗哗声。渐渐地，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四下里一片沉寂，光线也暗淡了许多。胃肠鸣响，午间母亲从食堂买来的苞米面发糕，所费二分钱二两粮票，甜，掺有灾荒岁月难得的糖精，此时早已消化殆尽。所幸有免费的精神食粮支撑身体，主要是支撑心灵。心灵领导身体，身体就忘了饿，随着心灵一起傻乐。

忽然有人高声呼唤，我在高大的书架尽头发现母亲或小佟阿姨向这边探头。她们下班或是开会走得急，将我误锁在书海之中。领我出门，重新上锁。书我相隔，恋恋不舍。

现在回想，这种事应该发生在暑假，暑假天长，无须点灯。若是寒假天黑得早，资料室奉行人走灯灭的节约原则，断不会容许小孩子猫在角落里独爽。

后来，资料室搬到三经街的现址，我也从少儿变成知青、工人、写作人、天涯人。

二

1960年代初期，沈报有一处建筑，简陋、欢乐，至少我认为它欢乐，它的名字也有个“乐”，全称：俱乐部。内里充满美好气息，外加一股油漆味、尘土味。

俱乐部给我的记忆首先是小人书。什么叫心花怒放？见到小人书铺了一桌子一地，心花就怒放。免费与否，忘记了，内部的书，内部的小孩儿，看一本也按行市收取一两分钱？想来不会。看管俱乐部大门的，是一位姓邱的鳏寡老人，嗓音严厉，不大讲情面，我们私下叫他“秋鸭梨”。对不起了，邱大爷。

俱乐部经常放电影，不对号入座，一张木条椅能容三四个人，椅背耷拉着一块细长木板，支起来能当小桌，开会记录。我不关心记录，我关心支撑木板的三角形木块，感觉它像手枪套。

看得最多的是苏联片，有一部《青年时代》，彩色的，一男一女，互相认为，彼此可以亲如一人，于是接吻，地点在碧绿的田野。突然希特勒的飞机呜呜飞来，轰炸、扫射，幸福到此结束。变幻的光影中，报社职工和家属神态安详，目不暇接，不少小孩还傻乎乎地张着嘴，仿佛要把电影吃进肚子。大家丝毫不曾设想，有一头凶猛的“运动怪兽”，几年后也要扑上身来。

除夕夜是俱乐部一年里最好玩的时刻，因为有游艺晚会，有灯谜。报社读书人多，制谜和射覆的高手也多。印刷厂排字和校对的师傅，天天跟方块字打交道，猜起谜来，并不输于编辑记者。大家辛苦了一年，此时混在一起，其乐融融。

我和六七岁的弟弟刘嘉陵也挤在人群中，我们喜欢智慧，更喜欢奖品。眼见灯谜一条条被人拿下，我们抢不上槽，干着急。幸亏我们有一个了不起的父亲，乐于充当我们的后盾。

父亲通常不去俱乐部，而是在家写稿，或者和母亲包饺子，听电子管的收音机。

那时没有电视、没有春晚，一些后来出了名的小品演员，还散落在辽宁的山区平原当小孩或者婴儿。

收音机主要播《白毛女》，回回过年播这个，又喜兴，又辛酸。这时的我，或者我弟，冒着寒风，穿过几条街，哈着白汽，撞开家门，把默记在心的谜语报给父亲。父亲当时并不老，也就四十一二，但我们觉得，他已经比较老了，因此比较厉害，说出的答案，十拿九稳，剩下的一个，更稳。

比如：“岛”，打一国名。我爸说，“海地。”

“虹”，也打一国名。我爸说，“以色列。”

我爸纯正东北口音，管以色列叫：以“腮”（读第三声）列。腮就腮，无碍大局。我们跑回现场一说，果然正确，得奖！

奖品很奇特，是冻梨，花盖梨，冻得黑黢黢的，铁球般坚硬，可充作没羽箭张清之兵器。票证年代，艰难时节，冻梨赛仙桃。揣回家，放凉水中“缓”，不久即可“缓”出亮晶晶的冰壳，壳中物已然酥软、酸甜。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的猜谜水平逐年提高，可惜他只教我们破解游戏中的谜语，没教我们破解人生的谜语。这个太难，他自己，他那时的无数成人，也都无力破解，大家轰轰烈烈、浑浑噩噩，从阳光明媚的谜面，走向雨暴风狂的谜底。

三

……选读结束,更多内容：《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