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弟弟

我喜欢的欧洲作家，有两位叫帕特里克（Patrick）。一位是德国的聚斯金德（PatrickSüskind），一位是法国的莫迪亚诺（PatrickModiano）。两位作家，恰都写过以少年为题的自传小说。聚斯金德的《夏先生的故事》，写孩童对成人世界的好奇、恐惧和悲悯，并以沉默作为成熟自我的总结。“请让我静一静。”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以为那就是自己的童年写照。

但对后者的接受，远不及对前者有一见如故之感。读《地平线》《暗店街》，我时而感到十分的疲惫。虽则莫迪亚诺笔下，也有一些“古怪的人”。但他们迅速地在主人公的记忆中过往，“从虚无中突然涌现，闪过几道光又回到虚无中去”。“所经之处只留下一团迅疾消散的水汽”。因此被称为“海滩人”，意为“沙子只把我们的脚印保留几秒钟”。有印象的是居依·罗朗，《暗店街》里得了健忘症的男人，为一个私家侦探工作。当他试图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寻找自己遗失的记忆，面临身世的重认，他忽而感到犹疑和惶然。这是典型的莫迪亚诺的人物，没有清晰的面目，如同他们的人生，致力于回溯与追寻，不断地陷入缠绕与迷失。当时，我欣赏的是笔调朗毅的作家，难以进入他雾一样的笔触。这雾也并不期待穿透，拨云见日，而是愈见浓重。他的作品因而被搁置。但多年后，我读到了这本《缓刑》，似乎忽然懂了莫迪亚诺。

《缓刑》是一部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十岁的帕托施是见闻的叙述者。莫迪亚诺于1945年出生在法国的布洛涅·比扬古，德国占领法国期间，他正居住在巴黎近郊的一栋别墅里。莫迪亚诺开头写道：“这是一座二层楼的房子，正面的墙上爬满了常青藤……房子后面是一座梯形花园……在花园的高处，生长着两棵苹果树和一棵梨树。”作者如摄影师，镜头推拉，以长镜与空镜交替，巨细靡遗，一点一滴地挖掘有关旧居的周边风物，不放过任何一处地标，孜孜构筑城市地图。别墅的“凸肚窗”、花园里的树、林阴大道、远处的城堡。莫迪亚诺似乎以此作为伏笔，进入有关童年片段的讲述。这些地点，在他头脑深处如被根系紧紧捉住，将成为记忆的把手。

莫迪亚诺对“物象”有一种极端的痴迷，在他的小说中，如此清晰地构成了生活的轮廓。而“人”反而语焉不详，面目模糊。首先是双亲的缺席。父亲在外，做着似是而非的违法生意，而母亲长年在国外巡回演出。而“我和弟弟”身处于三个与他们毫无血缘关系的女性所组成的“模拟家庭”中。四十来岁的小埃莱娜，曾经是马戏、杂技演员，因工伤而残疾，是一位可亲但是“像钢铁一样坚强”的女性；二十六岁略显衰老的阿妮，帕托施的教母，在学校里一直谎称为他的母亲，拥有一辆淡褐色的四马力汽车。阿妮的母亲玛蒂尔德，喜欢叫他“幸运的傻瓜”。她们雇用了一个叫白雪的姑娘，专门照顾兄弟俩。她们身份不明，行踪神秘。但似乎表达了由衷关爱，并且以自己的社交，丰富了我和弟弟的生活轮廓。包括以接待客人的方式，对男性角色的引入，如罗歇·樊尚、让·D和安德烈·K。

这些人构筑了“我”对成人世界的全部想象。并且替代了父母，构成了我和弟弟的碎片式教育。罗歇·樊尚的微笑冷漠迷惘，如覆轻雾，声音与举止则低沉压抑。他对“我”有过两次忠告，“勇敢些，帕托施”以及“说话越少，身体越好”。依据“我”此后的人生经历，这些话无疑有着高屋建瓴的意义，甚至可视为某种预言。而让·D，这个扮演过圣诞老人的男人，则教会“我”打破某种成见与禁忌。家里的女性长辈们总是在提醒“我”的儿童身份。如当我读着小埃莱娜买的《黑与白》画报，被玛蒂尔德一把夺去，声称“不是给你这样年龄的人读的”。而让·D在和我谈论读书时，建议我读读“黑色小说”（noirfiction）。阿妮则说，“帕托施还太年轻，不能读黑色小说。”几天后，让·D便给我带了一本叫作《别碰金钱》的书。从某种意义上，这本书的书名，又可被称为某种谶语。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和弟弟”在这些走马灯一样的客人中，别开生面地体验人生的意义。不同于亨利詹姆斯的《梅西所知》的主人公，依照自己的孩童逻辑去判断与重构成人情感世界，让我们领略“陌生化”的价值与哀凉。《缓刑》中的“我”所表达出的，是有关自我记忆的断裂与质疑。因大人们的沉默、阴冷与神秘，他们向“我”所呈现的驳杂世界，只简化为一些只字片语，传达着对生活的困境与不确定。因此，当我回溯“十岁”时的个人经验，便产生了独一无二的焦灼，进而蔓延为成人之后的对记忆的寻找与不自信。在小说中，这种自我质疑反复出现。“她们真的是母女吗？”“人们能责怪我们什么呢？”“这是同一个日子吗”？

因此，《缓刑》中可读出莫里亚诺独特的“物化苍凉”。对人的模糊与不确定会进一步强化主人公对“物”的珍视。比如他自始至终珍藏着阿妮送他的栗色鳄鱼皮香烟盒，总是把它放在够得到的地方。“有的东西一不小心就会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但是这个香烟盒依然忠于我。”为了让这个香烟盒免于受富家子弟的觊觎，“我”不惜故意违反校规以求被校方开除。这只烟盒成了某种凭据。“我”时常从各个角度凝视它、在睡觉前检查一遍它的存在——那是“我”生活中一个不能对任何人说的阶段的唯一证明。在二十五岁时，因他人告知，主人公才知道这只香烟盒是一次盗窃案的赃物。而案犯中不少人“还干了些比这次盗窃更严重的事”。

即使在成年以后，主人公极其偶然地，在一份1939年出版的《巴黎星期》上，看到了阿妮的朋友弗雷德的一幅小照片，喜出望外，立刻买下了那份旧节目单。“就像获得一件物证，一个你不是在做梦的确实的证据。”而阿妮曾经带我和弟弟去的那家修车行，一时间渺然无踪。以致我已不期以之为线索，与罗歇·樊尚等人重聚。“我”甚至视“所有这些年月，对我而言只是对一家消失的修车行漫长而徒劳的寻找”。

因此，不难理解，作者对这段少年记忆的痛楚。以致在成年后，希望不触碰与回避。小说中有颇为清冷的一笔——“我”与让·D的重逢。那是自童年之后，“我”与童年旧识的唯一一次重逢。可是让·D的女友在场，令他们无法深谈。作者却这样写道，“这位姑娘待在屋里真好，否则，让·D和我，我们会说话的。这样沉默并不容易，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得出来。只要一开口说话，我们就会像被击中要害倒下的射击场的木偶那样。”“我”很清楚，开口即意味着失去。意味我的这段童年时光的肃杀一空。

饶有意味的是，“我”始终有一个形影不离的陪伴，那是弟弟。因为他，“我”在一次又一次被世界抛弃的险境中，始终有一个命运的同盟。他才是那段记忆的真正凭据。我和弟弟，共生一体，互为镜像。冬日共同接受大人馈赠的圣诞礼物：共同进入废弃的城堡的大厅；夏季在森林里野餐；秋天在森林里拾栗子。也共同面对与父母的失联。临近尾声，“模拟家庭”终于暴露了脆弱的面目，大人们凭空消失，不知所终。“在学校门口，弟弟独自一人等着我。我们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而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失去了我的弟弟。线断了。一根蛛丝。这一切什么都不剩……”

莫迪亚诺或许沉迷于自我建造的迷宫，不期于谜题的破解，甚至对谜底噤若寒蝉。这是令读者心疼之处。二战时的德占法国，在维希政权时期，呈现出一系列的观念飞地。关乎道德、忠诚与谎言。所有界线的模糊与延宕，平庸之恶缠绕于人性。而它们叠合于一个少年的成长。这少年以书写为剑戟，记忆为信物，走进迷宫，越走越深。然而，他并不是勇敢而坚定的特修斯，真相也非弥诺陶洛斯的居所。记忆更不是可带他迷途知返的线团。于是迷宫变为了迷雾。你只可见到一个成年人萧索与彷徨的背影，在雾中踯躅而行。

二  母亲

……选读结束,更多内容：《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