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海子接触有四年时间。因之诗社和诗。

1983年9月，我入政法时，海子也入政法。不过，我当时的身份是学生，海子的身份是教工。我说的政法，是指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1号——中国政法大学（当时门口校牌子上的字是彭真的手书，现在改为邓小平手书了。入校时校长是刘复之，毕业时校长是邹瑜）。那一年，中国政法大学是在全国范围内首届招生(之前为北京政法学院)，一下子就从内蒙古招来50人。我是其中之一。哐当哐当！哐当哐当！我是坐了一夜的草原列车进京的。当我背着行李，拎着网袋（里面装着洗脸盆和牙具），步履兴奋地被人流裹挟着，走出布满煤尘、异味弥漫的西直门火车站出站口的时候，天就亮了。

我知道，草原和沙地离我远去，新的一页已经掀开。

政法大学南校门之外就是小月河。河里蛙鸣喧嚣，河岸荒草连天。我当时想，若是把老家的羊赶来，一定会个个吃得膘肥体壮。城里的草，就那么白白长着，派不上用场，真是可惜了。

我本来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偏偏没被录取，却被第二志愿的中国政法大学录取了。当时，政法大学还没有分系分专业，可见当时办学之仓促（好像入学半年后才分系分专业）。

入校后给校刊投稿，就认识了校刊编辑吴霖和海子。吴霖有两个笔名，也叫江南，也叫陈默，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海子原名查海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吴霖和海子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办公。我当时在校刊发表的第一首诗是《老教授的书屋》，责任编辑是吴霖。虽说中国政法大学是以培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为主的政法高等院校，但法律课堂上的许多大学生仍然做着文学梦。这是一种悖谬——法律的功能是使每个人都成为理性的人；而文学的功能是使每个人成为感性的人。

法律是收敛和约束情感，使看不见的东西不被看见。而文学则是张扬和放大情感，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而且不光是使自己看见，更是通过自己的表达使别人看见。

从本质上说，每个人都渴望看见——看见青春的美，看见生活的美，看见世界的美。

那个年代，正是校园诗歌盛行时期。那个年代，正是校园文学气象万千的时代。今天，当我转过身去，向着那个时代遥望的时候，腾的一下，浑身有一股热流在澎湃涌动。——我们应该向那个时代致敬！

在吴霖的鼓动之下，经校团委和校学生会批准，我便不知天高地厚地发起成立了中国政法大学诗社。海报刚刚贴出去，就有上百人报名参加。我们还是从严掌握的——最后通过审核作品和面试，录取了55名同学为诗社成员。我被任命为首任社长。副社长是王彦、张国森。骨干有曹洪波、李艳丽、王淑敏、郁红祥、齐晓天、王光、孔平、贾梅、李成林、孟朝来、荀红艳、武彦彬、商磊、庞琼珍、付洪伟等。同时，我们还创办了一本诗刊《星尘》。我任主编。刊名是吴霖起的，“星尘”二字是我们班的同学朱宏霞手书的。那家伙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从来不去上课，整天躺在宿舍床上读《红楼梦》。是个烟鬼，床底下全是烟屁股。面黄肌瘦的，就像旧社会受苦受难的人。

当时，校领导江平、宋振国、解战原、张晋藩及老师高潮、宁致远、张效文、王洁、隋彭生、于波、马宏俊、唐师曾、丁元力等都很支持诗社的工作。校记者团团长、学兄毛磊也给予热情的帮助。

在我的建议下，吴霖被聘为诗社名誉社长，海子被诗社聘为顾问。也就是从那时起，海子发表诗歌开始用“海子”这个笔名了。海子生就一张娃娃脸，那时没有多少人注意他。海子生活上过于邋遢，不修边幅，胡子乱蓬蓬的。吴霖是上海人，戴一副眼镜，风流倜傥，满腹经纶，我们都称他吴老师。但对海子从没唤过老师，就叫小查。他的额头和鼻尖总是汗津津的，一副羞涩的样子。当时的海子“一穷二白”，没有底气没有自信。

唐师曾（当时是教国际政治课的老师，后来成了新华社著名记者）为讨诗社漂亮女生欢心，哐当哐当躺在地上拍照片，拿给海子要求在校刊上发表，却每每都被海子说“不”。于是，“唐老鸭”给海子起了个绰号“扎卡”。——大概是因为海子的面相长得有点像印度电影《流浪者》里的坏蛋扎卡吧。不过，海子反过来也给唐师曾起了个绰号——“糖包子”。一个“扎卡”，一个“糖包子”，都无恶意，算是一对一抵消了。他们教工之间的事，我们不便多嘴。毕竟，我们是学生。……（选读结束）

全文刊载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