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寂贫穷的舅舅之死，引发几路人马争舅舅少得可怜的一点遗产，伦理道德与人性欲望的激烈冲突，活画出人间几副活生生的不同嘴脸，令人唏嘘。

舅舅死了

汪肯堂

一

舅舅是百分之两百的亲舅舅，可妹妹打电话来说“舅舅死了”时，我一点也不吃惊，更谈不上有多少悲伤。相反，有一点一块石头终于落地的轻松感。如果不是夜晚，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中，人家会觉得我喜形于色。有如此想法似乎有点不敬，有点大逆不道。对舅舅虽然谈不上有多么深厚的感情，但也不至于希望他早点死。

我们家乡有一句俗话，叫作“娘亲舅大”。之所以还把舅舅的生死记挂在心上，与母亲还是有很大的关系。母亲死得早。母亲死的时候，我当然已成家立业，但弟妹们还小。母亲知道自己的大限已至，临走前对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交代，唯有对她那唯一的单身弟弟放心不下。

母亲与父亲的一段对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在场，母亲是有意说给我听的，我也插了话，只是我的意见并不重要。

母亲说：“还是把小宝过继给他舅舅吧？”小宝是我唯一的弟弟，当时只有三岁，但这个话题也讨论了三年。弟弟一出生，母亲就有这个意思。当时奶奶还在世，奶奶是天牌，奶奶不同意，事情就没办成。如今奶奶已过世了，母亲也知道自己不行了，于是这个话题再次提起。

父亲回答说：“他舅舅还年轻，遇到合适的还可以结婚成家，生儿育女。这么早抱养个儿子，明摆着就是准备打一辈子光棍，不好吧？”舅舅当时才四十出头，父亲说得还是很有理的。可母亲不这么认为，坚定地说：

“结婚？他这辈子不可能了。两只煮熟了的鸭子都飞了，还有哪个背时的来上门？”

舅舅有过两次婚姻，时间都不长，但都是明媒正娶到家里来的。只是当时物资贫乏，彩礼、仪式相对简单些。但当时都是如此呀，舅舅的结婚也不会比别人家的差到哪儿去。因为舅舅的条件在当时还算好的。第一个“舅妈”娶进来的时候我还只有几岁，“舅妈”还没叫顺口就走了，回娘家了，不回来了，没有音信了。娶第二个“舅妈”时我已是十几岁的人了，我还参与了迎亲，新娘子的马桶都是我挑来的。旁边的人都说挑马桶是有红包的，都要我向舅舅要红包，但我没有要到红包。这个“舅妈”就是本村人，彼此都认识，比我大不了几岁，要改口叫舅妈真的好别扭，我不记得喊没喊过舅妈就走了，回娘家了，不回来了，没音信了。

两个“舅妈”为什么都要走？我当时不解，现在仍然不解，这个谜只能让它永远“谜”下去。舅舅虽然算不上高大威猛、英俊潇洒，但在当时的乡下还是过得去的。一米六几的个头，不瘸不驼，不聋不瞎，不傻不呆，还识得字，算得数，他还当过生产队的保管员、记工员。不仅不好吃赖做，还特勤劳。样样农活都拿得下，他自称十三岁就开始耕田。最明显的缺点是脾气急躁，容易与人吵架。体现在面相上，舅舅的两撇眉毛是长期紧锁的，以至两撇眉毛形成八字形倒挂着，眉宇间形成川字形三道深沟。

有一件事，当时我不敢问母亲，现在还有些后悔。舅舅当时是生产队的保管员，长年有一挂钥匙随身带，这不难理解。可当舅妈娶进来之后，舅舅就有了两挂钥匙。显然这增加的一挂就是家里锁仓、锁柜、锁箱、锁米桶的。两挂钥匙挂在身上出工，做农活还是不方便，舅舅每天出工前就丢一挂钥匙在我们家里，收工时再来拿。现在我也只能根据我的理解来猜测，防自己的妻子像防贼一样，这样的婚姻要维持长久那是很难的。

母亲是很了解她的弟弟的，母亲的判断是准确的，后来得到了应验。母亲理解父亲的担心，更理解他的不舍。换了一种方案与父亲商量：

“只安一个名，小宝还是由你来抚养。”

母亲这么一说让我有点云里雾里，不由得也插进话来：“有这个必要吗？”

“有！”母亲肯定地说，并且一反往日的严厉，很耐心地解释说：“你舅舅那性格难得有人与他合得来，小宝给他我也不放心。但没有个儿子，香火就断了，死了也没得人戴孝，没得人举引路幡。”

“我们做外甥的不可以戴孝举引路幡么？”

我惊诧于母亲这么早就考虑起舅舅的后事，难道人一辈子就只是为了死？不由得大胆地回了一句，但母亲未置可否。

父亲应允了母亲，把小宝过继给了舅舅，并且不只是一个名分，而是实实在在的，名副其实的，改姓田，跟舅舅一起生活。母亲似乎很放心地走了。

可后来的事情并不遂人意。首先是弟弟调皮，不读书，长大后又随大流南下到处游荡，亲父亲死了都找不到他的人。后来回来了，与舅舅又搞不到一块儿，首先是吵架，后来发展到动手，舅舅还一柴刀把弟弟的手砍伤，一个电话把我叫回去。我能说什么呢？一方是长辈舅舅，一方是亲弟弟。我只好作主，要他们分开过。父亲留下的那两间破屋反正没人住。但我心底里还是怨恨舅舅。把个儿给你也不珍惜，再有不是也不至于动刀？天生是个单身命。我也埋怨母亲当时的决定。弟弟要是跟我们兄妹在一起生活也许会成器些。

果然，弟弟回来后开始懂事，修屋、成家，日子过得像模像样。弟弟也不记恨舅舅，再三表示一定好好孝顺他，给他养老送终。可弟弟的身体又不争气，年纪轻轻不幸罹患绝症，不治身亡。我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我知道舅舅的养老送终的事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我的身上。不知别人怎么看，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舅舅就我们兄妹几个亲人，我不管谁来管？我们不管旁人会怎么骂我们，这给我增加了很大的心理负担。

舅舅一天天老了，我的心理负担也一天天重了起来。去年春节的时候，舅舅对我说不能种田了。我说，那就不种了，要多少粮食我出钱买。我当场就把钱给了他。说真的，用点小钱不是问题。死后按乡下的风俗请几个道士，做一个晚上的法事，第二天请几个人抬上山，这些都不难。难在人死之前总会病一段时间，十天半个月还奈得何，时间长了就受不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我还只是外甥。

去年春上，妹妹打来电话，说是舅舅有些咳嗽，要我回家带点城里的止咳药回来。舅舅对周围的一切都不相信，都怀疑，他说乡里的东西都是假的。但他相信远离他的，对他来说很陌生的城市，我们每次带回家的东西他都说是真货，是好东西。我说，药不可以随便吃，先去查查是什么毛病。这一查就查出大事来了，晚期肺癌。应该不意外，舅舅有近七十年的烟龄，几岁开始抽烟，外婆也不管他，惯着他。医生也建议不做手术，离心脏太近，危险太大。我们商量也是不做手术，瞒着舅舅，也由着舅舅。他想住院就住院，他想回家就回家。他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因为我还有公职在身，妹妹主动承担起了护理舅舅的重任。前后将近一年，舅舅三进三出医院。他大概也猜到了自己的病，我几次到医院去看他，他显得很没有信心，跟我说，只怕过不了年。好在最后一次住院，昏迷不醒只有十来天，妹妹、妹夫两人坚持挺过来了。接到妹妹的电话，说舅舅死了，我的第一反应是：“你们辛苦了，我马上赶回来。”

没想到妹妹回我一句：“不急，让他们扯清白了再回来。”

二

 ……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7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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