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接到正式邀请我赴台湾东华大学做驻校作家的信件。

东华大学是台湾学门规模最大的五所综合高校之一，设文艺创作硕士点，1999年实施驻校作家制度，在我之前他们已聘任23位驻校作家，有台湾诗人郑愁予、现代派作家施叔青等。我是聘任的第一位大陆作家。同时，他们还邀请我的夫人作为访问学者一同前往。

他们会让驻校作家住什么样的房子？东华大学华文系主任须文蔚教授在邮件里客气地说：“本校学人招待所有些老旧了，住宿上有不如意处，千万别客气，请告诉我们，系上会尽力协助改善。”招待所会是什么样的，是酒店式标间，还是筒子楼式单身公寓？毕竟要在那儿写作与生活三个月，不同于出差，三两天将就一下也就过去了。

对关心住宿的在意，可能与我人生的经历有关。我出生在沈阳，对当年住的房子已毫无印象。父亲所在的东北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像枚从树上掉下的核桃，风吹过都不会有个上升动作，经过几个枝杈，“咕咚”一声砸在地上。家从沈阳迁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迁到东北边陲小镇——富拉尔基。先是住别人家的对面炕，然后是十平米左右的蜗居，再后来住的是整天点灯的阴暗房子……

我成家后，先是跟夫人各自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两处距离不远，交通却不便。方便又能怎么样？不还是没有家么？后来夫人怀了孕，我们有了家——租了一间六七平米小屋，窗口犹如笔记本电脑，却不那么丰富多彩，望得见的只有一片黑乎乎、乱糟糟的屋顶。窗户面北，像招不来商的贫困山区，吸引不到阳光的关注，那一空间总是阴沉着脸。房内除双人床大小的火炕之外，还有一条“L”形空间，顺放一辆自行车，人就别想下炕了。我将炕角为桌，坐着板凳，叉开双腿，趴在那儿码字儿，一星期居然码出七万多字，我的第一本书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接着，又收到华文系助理伍老师的信函，说学校还给我提供一间研究室。我想，宿舍肯定是又破又小，像当年的出租屋，有睡觉的地方，没读书和写作的地方。想想当年出租屋住了两年之久，这也不过三个月，再说还有研究室，白天在研究室读书写作，晚上回去睡觉，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对我和夫人这年纪的人来说，到台湾访学和做驻校作家不大容易。见年轻教师去美国、英国访学，羡慕不已，自己却去不了，一是年纪大，不在国家和学校培养之列；二是访学要考外语。我中学时学的是俄语，除“打倒新沙皇”，“再踏上一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就是“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大学时跟着俄语老师学英语，学的又是工程英语，什么“齿轮”“轴承”“润滑油”，晋职称复习过几次外语，那不过是临阵磨枪，随学随忘。

三月初，我们飞到台北，与文蔚在台北松山机场见面后，接着飞住花莲。文蔚是台湾报告文学研究的翘楚。三年前，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台，他领我们参观日治时期的日本移民村。在花莲保存最完整的要数丰田移民村，曾作为示范基地，村里有小学、指导所、神社等。文蔚还建议我写一部反映台湾日本移民村的报告文学。

下机后，我们乘计程车抵达学校。我上次参观过东华大学，这是一所建在最小行政区域内的高校——坐落在寿丰乡志学村，又是占地面积最大的学校之一，相当于我所任教学校的三四倍，校园内不仅有湖，还有一片片开阔的草坪和原始丛林。计程车穿过中正路，从后门进入学校，路过垒球场、棒球场和仰山庄、撷云庄等学生宿舍，在一块“学人宿舍区”路牌处转弯，那是一片小区，坐落着五幢三层别墅式小楼，楼与楼间开阔。车在B座门口停下，文蔚帮把拉杆箱搬到二层，掏出钥匙将2F-1房间打开，抱歉地说，房间旧了点儿，将就住吧。

“没关系，没关系。”我说。

楼道整洁，地面铺着有泛灰的麻纹地砖，门外一实木鞋柜，上面有一花瓶，插着一束野花，可能开着开着就风干了，笑脸还扬在那里，门口铺着编织的脚垫，有几分温馨。

一进屋，我倏然感觉到文蔚说的“将就住”是客气，我的那句“没关系”实在是不妥。房间整洁，家具和电器齐全，这是一套两居室，面积约一百四五十平米，客厅约20多平米，靠门那面墙摆放着写字桌和电视柜，上有影碟机和56英寸液晶电视，对面是茶几和拐角式沙发。洗一把脸就去吃饭，文蔚执意要为我们接风。

回来时，天若浓墨，打开灯，在这片临时私人领地转一圈儿，感觉不错。突然，见房门拉手坠一同心结红坠，顿时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又发现餐桌有一沓纸，上面有几把钥匙，坐下一看，家的感觉浓了，上面一页写着本房间的电话号、华文系同仁的电话号，以及WIFI账号和密码，备用被子和枕套在哪个柜里，研究室所在的位置，楼下为我们准备的自行车的开锁密码，还有校园和寿丰乡、花莲市的导游图。

“这房子太好了。”我喜形于色地说。

“有什么好的，这么大，还不如一个标间。”夫人白了我一眼说。

……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7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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