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卑微的文学

——评李燕燕《山城不可见的故事》

张诗蒂

2016年9月22日，作家阎连科在香港获得第六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文学奖首奖。获奖后的他并不欣慰与高兴，而是深感沉重与尴尬。于是《因为卑微，所以写作》便成了他的演讲主题。

阎连科感叹，如今的文学已陷入一个被人们忽略、忽视的循环悖论：作家因为卑微而写作，又因写作而卑微。愈写作，愈卑微；愈卑微，愈写作。正如堂吉诃德大战风车那样，风车是为堂吉诃德而生，而唐吉坷德又因风车而存在。

我似乎读懂了阎连科所说的卑微，大致有两层含义：其一，真正的文学作品已无太多读者主动问津；其二，作家的写作状态和生存状态愈发尴尬卑微。十多年前，我满含热泪读完了《丁庄梦》。生性内敛的阎连科，在写作中呼吁呐喊甚至张扬。作家不是为自己而喊，而是为底层、为千千万万的庶民百姓而喊，他笔下是艾滋村、卖血村，那些被炙烤的人生，被扭曲的人性。饱蘸血泪的作品令我和我的学生们，还有千千万万的读者一起，与艾滋病村的灵魂共舞。如今作为一个文学教授，我已不怎么读长篇作品。当得知阎连科再次获得如此崇高的荣誉时，也许我会去阅读他的《日熄》，但我绝不会与这个“梦游者”一道去感受黑暗，一起去经历道德与尊严。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也不再会满含热泪，与作品中人物共同焦虑、不安与恐惧……

写到这儿，我想起了路遥，另一位令我仰望崇敬的作家。1983年3月，当路遥的小说《人生》获第二届全国中篇小说奖，他到北京领奖时，却囊中羞涩，凑不够路费，弟弟王天乐帮忙借了500元，买到了从西安去北京的火车票。8年过后，1991年3月，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滑稽的悲剧再次重演，作家仍然没有摆脱生活的调侃，路遥又要弟弟替他筹借一笔钱去北京领奖买书。离开西安去北京那天，弟弟天乐将借来的五千块钱送到路遥手中，并对哥哥说：你今后再不要获什么奖了，人民币怎么都好说，如果你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去那里是要外汇的，我可搞不到！路遥只说了一句：日他妈的文学！便头也不回的进了火车站。

路遥禅精竭虑，耗尽自己的灵魂之墨而写作。年轻的作家到死都没能摆脱生存环境的悲苦，他的胸襟太博大，怀揣着陕北大地的千万矿工和农民，唯独装不进他自己。

当路遥为文学献身，当阎连科感叹“因为卑微，所以写作”时，一位更年轻的女作家——李燕燕，“一个柔弱女子，一个当季淑女”坚持在逆风中艰难挺胸，继《天使PK魔鬼》后，为了那些在底层挣扎的灵魂，为了那些生活在边缘的无奈群体，写作，写作，再写作！

我究竟为谁写作

作家李燕燕曾经问自己：我究竟为谁写作？我困惑着：非虚构作品，究竟应为自己而写，还是为读者而写？

我们可以探访一下作家近两年的创作轨迹：

2016年重庆市写作学会年会上，李燕燕发言谈及《天使PK魔鬼》创作，再次阐明自己的主张——“非虚构故事，沿袭一贯的写作意志，坚持绝对真实，坚持关注本土边缘群体。”（微信圈燕子转发）正因为她有如此信念，所以她才能继《天使PK魔鬼》之后，目光仍在边缘群体中搜寻。

在《山城不可见的故事》(以下简称《故事》)创作谈中，李燕燕这样说：“我翻开十几年来的记事本，与那些活生生存在着、却被山城雾气遮蔽的故事直接碰撞，思绪累积，一天清晨望着对面艰难爬坡的密集车流，才突然发觉这个游走了十四年的城市，到今天我还并不熟悉。至此方才悟出，从事实中生发而出的非虚构作品，应该以我的理解和方式，原原本本讲述给我的读者，其中滋味，他们自己去辨析。”

从她的坚持中，我们看到，李燕燕与多数文人一样，秉承“诗以言志”的传统，她找到了答案——她为城市中的边缘群体而写作，为读者而写作，也为自己而写作。

此刻我不禁想起了唐代诗人罗隐的一首小诗《蜂》

不论平地与山尖， 　　

无限风光尽被占。

采得百花成蜜后，

为谁辛苦为谁甜？　　

其实李燕燕知道，人生若下棋，落子无悔。她用十几年的生命去探索，甚至还会终其一生，坚持搜寻，苦心经营，除了“辛苦”以外并无其他所有。不论是与癌症抗争的蕾蕾，还是用棒棒挑起命运的老王；不论是一辈子只哭一次的女老板，还是常年跑出租坚持不让自己心累的司机伟伟……李燕燕品尝到了他们的苦与甜，带着他们占尽“无限风光”，每天在城市间飞翔，吟唱出“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生命华章。

不让真相被吞没改造

站在爷爷曾经的松林坡小楼前，站在父亲儿时嬉戏的嘉陵江边，物是人非，李燕燕陷入深深的担忧：

跟过苏联专家成了爷爷抹不掉的罪状，时值壮年便被早早夺下教鞭。孤灯陪伴抑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劣质酒的长期侵蚀，使爷爷的胃部膨胀出不可遏制的恶性肿瘤，最终以壮志未酬身先卒的悲情为自己既不浓烈又嫌短暂的一生划上句号。爷爷的死在出租车司机伟伟看来，“这个教授不算惨，他病死在文革前，只是他的儿女享受不到他的照顾，现在大学教授多厉害！”

爸爸因为家庭出身只能念中专，继而下工厂，几番辗转，历经坎坷。当他身形愈加佝偻，重返阔别20多年的松林坡时，站在他与父亲曾经住过的小楼前，垂垂老矣的爸爸只有一番对往事的感慨，却不包含半句怨言。

李燕燕的担忧弥漫开来：“故事的真相，早就被时间吞没改造”。坚持写非虚构作品成了她的选择，记录下非虚构的故事，就是为了让故事的真相不被时间所吞没改造。有那么多真相等待着她点点滴滴地去搜寻：对家人充满温情的残疾“奸商”、最早入城的“白棒棒”、孤独死去的下岗女工、曾横冲直撞的“7字头”中巴、火锅与小面……

用自己的笔叙写下作家希望保持的真实：

坚守真实，以告慰不曾瞑目的灵魂；

坚守真实，给“不可见的故事”主人公们一个哭泣诉说的平台；

坚守真实，将笔下的个体命运汇入到时代的大历史之中。

“燕子的眼睛”

李燕燕的笔名是燕子，其作品微信公众号为“燕子的眼睛”：用眼睛去观察世界，让读者看见燕子眼中的世界。《故事》开篇便以行云流水之势铺陈，所讲故事不仅是身边的事，而是从自家的事入笔，慢慢拓展延伸。如此这般零距离，燕子的眼睛看得更加真切明白。

“白棒棒”的生存智慧，令他豁然大度随遇而安；“我”对司机挑选目的地，甚至拒载提出质疑，可“她”却头也不回：“要态度端正？去找专车，你要坐出租就这样了。”“我”还想说什么，“我”一侧目却“看见女司机帽檐下如绒毛般才生出的头发，前窗镜面显出一张惨淡的脸，眉毛和头发一样，细白异常，这样的惨淡是病气——我甚至看见她短袖下隐隐露出的PICC管，这应该是个刚结束阶段性化疗的肿瘤患者。开出租，抑或为了维持生计，抑或证明自己生存的价值？身体能支撑吗？……”如此细腻敏锐深邃。燕子的眼睛感知到了人物生命的深层，探测出周围环境的明与暗。

李燕燕在《故事》中感叹，时代是生长故事的土壤，叶片却是重重雾气，缭绕着树上那些大小小小的故事。她在行走中观察，在观察中记录，十几年如一日，用更亲密的方式接近城市，认识城市，了解城市和抒写城市。“试着揭开光影下那些埋得深深的东西，那些城市成长的内核与印记”。有了这份执着，“燕子的眼睛”能看到许多人看不见或视而不见的东西。

在“燕子的眼睛”里，同样一个人，他（她）可以看似如此丑陋，却又如此美好。“棒棒老王”看似“颠覆三观”“违背道德伦常”的故事，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同居一间陋室，妻子是疯子，“情人”比他大六岁。这让作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困惑着生活之怪现状，“棒棒老王”自己却给出了答案：如果不抱团活着，恐怕早就死了。“一辈子只哭一回”的女老板罗幺妹，看似有着令人炫目的“时代传奇”，很多故事“她自己不说，就藏在心里”。燕子曾采访与之相关的人——有从改革开放初期走来的“个体户”，有她的亲人、她曾经的爱人和她的同乡，形成了类此“证据链”的组成，“燕子的眼睛”见证了女老板饱含血泪的奋斗史；曾经的家政员清洁工，日后的“放心小面”店老板，在城市里碰得头破血流，回到家乡，伪装的一点善意良知，竟让这对落魄夫妻歪打正着地发了迹。为了探寻他们的“发迹史”，李燕燕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行走十余家小面店，亲身感受重庆市井的“小面文化”；一次外出“打的”，偶遇一位与我父辈有过交集的出租车司机，40多分钟的交谈，而后的求证，“燕子的眼睛”窥见了重庆人深藏骨子里的那点倔劲儿和韧性。借出租车司机伟伟的口：每天在城市飞翔的感觉，真的很好。

李燕燕觉得“有许多真相需要我去多方探寻”。这些通过多方探寻而一点点揭开的真相，“最终让我看到一座新兴直辖市的发展历程”。就这样，透过“燕子的眼睛”，一个个“不可见的故事”走出历史，来到现实；一个个隐藏于山城雾气中的人物变得立体鲜活，得以显现。有朋友发微信告诉燕子：“《故事》太像小说了。”燕子回答说：“这正是我要的效果，用小说笔法来摹写真实的东西。”正如作家自己在创作谈中所言，她是用小说笔法、散文气质来包裹事件、人物这些“生活的真实内核”，就像“非虚构小说”。

边缘群体，尤其是底层人物，他们固然有应对苦难的特殊智慧，“李老师，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我的故事写出来…..让个人的历史留下来，就是对一个时代最好的纪念。”像女老板那样见多识广，能说出如此大彻大悟话语的并不多，他们的生活更多是粗放简单甚至表浅丑陋。正如那家政工两口子，除了第一次打扫到位外，以后凡是“我”目所不及的地方，“都蒙上了厚厚的灰，因为他们只抹面上能一眼望见的地方。摔坏了东西，他们会一声不吭地将原物拼装到一起。比如一只陶瓷小猪，粗看没有什么，凑近一点，能发现一道从头拉到脚的裂纹，一碰才发现，这是碎了的两半合在一起的”，如此细腻逼真。对《故事》中的主人公而言，作者既是他们的采访者又是他们的参与者，所以她才能深入到人物的骨髓之中。这种细节的真实还原技巧，透露出作家高度的理性写作姿态。

是的，读者也随着燕子的眼睛去认识人物，并与他们一起亲历见证一座城市的发展成熟与繁荣。

结语

作家阎连科感叹，中国的文学——无论是真的能够走出去，作为世界文学的组成，还是雷声之下，大地干薄，仅仅只能是作为亚洲文学的一个部分，文学中的不少作家，都在这种部分和组成中，无力而卑微地写作，如同盛世中那些“打酱油的人”，走在盛大集会的边道上。于国家，它只是巨大花园中的几株野草。

我以为，阎连科的确道出了实情，但他也过于悲观。尽管对于阎连科、路遥甚或年轻的李燕燕等作家而言，卑微在他们，不仅是一种生命，还是一种文学的永恒；而且更是他们人生中生命、文学与艺术的一切。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我相信，有了他们的坚守，文学不会卑微！

作者简介：张诗蒂，女，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