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深深

刘孝存

  北京有那么多胡同：一尺大街、二眼井、三不老、四圣庙、五道营、六合胡同、七贤巷、八大人胡同、九道弯胡同、十根旗杆胡同，百顺胡同、千竿胡同、万年胡同……

　　胡同两边是由灰砖墙和院落门组合成的筒巷，门里面是一座又一座的四合院、三合院、独院和大杂院。老北京最具代表性的民宅，是坐北朝南、大门开在东南角，被称为“坎宅巽门”的四合院。老北京四合院的大门，多有讲究——在屋宇类中，装实榻大门、廊式过道、抱框用石鼓门枕和上楹带四个门簪的，叫“广亮大门”；门板附在金柱上的，叫“金柱大门”；门檐齐墙、门两侧有木隔板的，叫“蛮子门”；门附在贴墙的抱框上，门簪两个的，叫“如意门”，是老北京民宅为数最多的门式。在墙垣门类中，有“小门楼”——包括门顶砌立垛，垛之间用瓦连接成“轱辘钱形”的“花墙子门”；有屋顶呈前后坡形、刷成黑灰色的“清水脊”；有门楼形如道士帽子的“道士帽”等。典型的二进四合院，门内迎面的是镶砌在墙上的跨山影壁，其上多写“鸿禧”二字。左拐到较窄的前院，其南是倒座房，其北的中轴线上为有两根下端成莲蕾且不落地悬柱的垂花门，或木制的绿色屏门，这就是旧时所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进二门就进了大约成正方形的内院，院有北边的三或五间正房，正房两边多带东、西耳房；院落东、西两侧，是东厢房和西厢房。从正房屋檐下与东、西厢房及垂花门相连的廊，叫“抄手游廊”。门、屋之间形成的空间，是老北京人栽花养鱼的庭院。

　　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我家租住在南城一条胡同的三合院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门门板上的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当然不是我自己认的，而是大人告诉我的，意思自然不大懂。我家住的是两间东房，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老北京有“有钱不住东南房”的话，那是说南房阳光不进屋、东房炎夏临西晒。可我们家房前有花阴凉，因为窗前长着一棵高大的枣树。房东老太太屋前的台阶上，放着许多盆花，有石榴、夹竹桃、天冬草、云竹、玉簪棒；靠墙的南边空地上，栽种着喇叭花。夏天，喇叭花张开了红色、紫色、白色的小喇叭，映着粉色的夹竹桃的花和火红的石榴花，弥漫起花香的小院就姹紫嫣红了。挂在窗棂上的蝈蝈笼子里的蝈蝈，不时地叫起来；枣树的花阴凉下，灰瓦色的大鱼缸里，红龙睛鱼和墨龙睛鱼优哉游哉地吐着水泡。这时，屋顶的天空上传来了阵阵鸽群的哨声。秋天来了，枣树上挂满红红的和半绿半红的大枣，引得我天天向上仰望。有时候一阵风吹过，树上会掉下几个大红枣，捡起来一吃，真甜。待到某个星期日，各家各户都齐全的时候，房东老太太就会叫人拿长竹竿打枣。将满地滚的大红枣收集到几个大脸盆里以后，就分成四份，一家一份。

　　学龄前，曾是我最无忧无虑和最自由自在的时候。父亲在郊区工作，经常不回家；母亲上班的人民机器厂虽然离家不算远，但也是一去一整天。那时普通百姓的孩子不讲进托儿所和幼儿园，似乎附近街道胡同也没有这种机构。父母一上班，我只能一个人留在家里。这也就给了我整天自由玩耍的机会。院里没有和我一般大小的孩子，我的小伙伴都在胡同里。那时候胡同里见不到汽车，自行车也是在早晚上下班的时间多一些，差不多整个胡同都是我们的天下。弹球、拍洋画、扇三角、拽包、跳房子，都是我们常玩的游戏；人多的时候，就玩老鹰抓小鸡和捉迷藏。耍猴的或演木偶戏的一到胡同里来，我们就像过节一样欢快。挑担、推车卖灌肠的、卖芸豆饼的、卖棉花糖的或吹糖人的来了，也很吸引我们，只可惜兜里没有一分钱，就只能在一边看看了。

　　刚开始，父亲把我的午饭安排在胡同口外一条小街上的小饭馆里，每餐1毛5分钱。我玩累了，或者跑饿了，就到那里去吃饭；如果有小朋友在外边等着，拿一个馒头就走。其实不去小饭馆我也饿不着，如果我在家，院里的大妈、大婶就会叫我去吃饭，或者把饭菜给我端过来。无论是窝头、馒头、烙饼，还是豆腐白菜、萝卜土豆，我都吃得喷香。我没想过自家和人家，逢年过节，或是休假日，院里的各家都是你给我端粽子、我给你拿元宵的；如果哪家做饭的时候没了酱油醋，到另一家去拿是常有的事情。父亲到小饭馆去结账时才发觉我很少去吃饭，后来干脆让我到邻居大妈家去入了伙。

    ……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4期